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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译介和交流传播_抗战时期重庆翻译研究

    《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其第4版是刊载文艺作品的副刊。抗战期间,该专栏刊载了大量译介外国文化的文章,在指导和激励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战斗争和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华日报》迁渝出版后,副刊从1938年11月1日起有译介外国文化的作品。当天有曹若茗的《达拉第的演说与法国政治形势》,惠元的《〈十三勇士〉观后》两篇文章。《达拉第的演说与法国政治形势》介绍了法国总理达拉第1938年10月27日在法国激进社会党国民代表大会上的演讲,论述了法国外交政策造成的不良影响。文章分析了达拉第演说的深刻根源,一方面是受法国金融寡头的指使,一方面是由于国际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希望通过与其建立友好关系来恢复过去拉伐尔已经失败了的政策。但达拉第的言论置世界和平与安全不顾,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德意法西斯的侵略气焰。所以他的这番演说引起了法国人民的反抗和全世界和平人士的谴责,因为它违反了法国人民真正的和平意志,危害了世界和平阵线的利益。电影评论《〈十三勇士〉观后》论述了前苏联电影的特点及该片的内容及价值。评论认为前苏联影片不是单纯的消遣品和娱乐品,有社会教育意义,有激发观众爱国观念的作用。这不仅是艺术上的贡献,而且是政治上的成功和胜利。另一方面,前苏联是最同情被压迫者的国家,在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是我们最可靠、最切实、最有力的战友。《十三勇士》是莫斯科影片公司生产的,是前苏联政府和人民为了永远纪念为保卫祖国而战死的英勇红军与人民而摄制的。影片的艺术特点是清晰、简明、有力。这两篇文章的刊载鲜明地表现出《新华日报》副刊译介外国文化时反法西斯的立场和态度。

    《新华日报》对前苏联的文化特别关注,在副刊上发表了许多介绍前苏联文化的文章。例如,孙科的《庆贺苏联革命二十一周年纪念》(1938年11月4日),戈宝权的《介绍四部苏联影片》(1938年11月6日)、《社会主义的大艺术家——高尔基》(1939年3月28日),许力原的《高尔基笔下的列宁——〈和列宁相处的日子〉读后感》(1939年1月20日),《美国各报对〈马门教授〉的评价》(1939年8月16日)等文章,对前苏联的民族、国家、社会、文化和文学等方面作了介绍。《介绍四部苏联影片》对前苏联的电影极为推崇。作者认为前苏联电影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而是前苏联电影界重视电影的艺术性,尤其是教育性的结果。《美国各报对〈马门教授〉的评价》介绍前苏联反法西斯影片在美国上映后赢得了美国观众的高度评价。如《纽约泰晤士报》认为影片背景逼真,人物逼真;《纽约日报》认为影片没有感情用事,没恶意宣传;《纽约世界电闻报》认为影片优美,人物鲜活,描写真实。散文《社会主义文化的大艺术家——高尔基》是前苏联文艺批评家吉尔波丁高度评价高尔基创作特色的作品。吉尔波丁认为高尔基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忠实于现实生活。这篇文章对于当时的中国作家提高思想认识,深入群众生活,表现群众的疾苦和战斗精神,创造优秀的作品是有指导意义的。《庆贺苏联革命二十一周年纪念》热情洋溢地肯定了前苏联在建立政权、巩固政权的斗争及建设中取得的辉煌成就,高度赞扬了前苏联人民坚强不屈的战斗精神。《高尔基笔下的列宁——〈和列宁相处的日子〉读后感》介绍了高尔基对列宁伟大人格的崇高评价。高尔基认为列宁为人和蔼可亲,对群众、同志和朋友非常关爱。文章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者压迫群众的行径具有反讽效果。

    《新华日报》副刊也有对法西斯主义者及其反动文化的批判。例如,1938年11月14日刊载了美国驻德国大使威廉都德着、蓝钢节译的报告文学《德国反犹暴行目击记》,文章揭露了德国法西斯迫害犹太人的残暴行径,有助于中国读者认识法西斯这一反人类恶魔的罪恶。

    《新华日报》副刊还有对外国文化的专题性介绍。例如,1938年12月20日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世界语的介绍的文章。这些文章有:端木蕻良的《世界语和文学》、荆有麟的《关于柴门霍夫》、胡愈之的《纪念国际语理论家柴门霍夫》、铭之的《世界语的认识》、亦人的《抗战一年来的中国世界语运动》、萧红的《我之读世界语》。端木蕻良的文章详细论述了世界语和文学的关系,认为柴门霍夫创造的世界语有助于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相互交流。他认为世界语对于弱小的民族尤其有价值,它是弱小民族的武器,它可以把弱小民族的非弱小的声音输出到世界。

    总之,《新华日报》副刊在抗战期间译介的外国文化不仅对“抗战建国”和反法西斯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于中国抗战时期的文化和文学事业的发展也起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此外,它对前苏联文化和文学特别重视,这对新中国的文化和文学事业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央日报》

    《中央日报》是中国国民党的机关报,该报在南京时的文艺专栏“贡献”曾经译介了大量的外国文化,例如,1937年6月就有于深的《莎士比亚的奥赛罗》(1937年6月11日),余上沅的《我们为什么会演莎氏剧》(1937年6月18日),达波的《关于莎士比亚剧作的上演》(1937年6月18日),露西的《英国人》(1937年6月18日)、《海德公园》(1937年6月25日),其良的《夏洛克》(1937年6月19日),张西谛译的《高尔基的海燕歌》(1937年6月19日)等文艺评论和作品。在重庆出版时该报继续保持在南京时期的积极译介外国文化的态度。《中央日报》迁渝出版的第一天,报上就有大量世界各国反法西斯的消息、评论,它的文艺专栏“平明”在这天也同时创刊,位于《中央日报》的第4版,该专栏在译介外国文化方面也遵循了该报的方针和宗旨。

    “平明”专栏创刊后不久就开始刊载译介外国文化的作品。“平明”专栏于1938年9月19日起连载陈祖东的长篇报告文学《苏联记实》,这是作者在前苏联实地考察的文字。文章对前苏联的各种新的建设、组织、风土、人情等都有极精细的介绍,对于读者认识和了解前苏联具有极大帮助。9月20日又刊载凤兮的杂文《虚伪的日本》,作品揭露了日本法西斯的虚伪和丑恶。同一天还刊载了金满城写的书评《介绍一本书》,文章介绍了前苏联工程师伊林着、董纯才译的科幻小说《人和山》,这本书介绍了自然科学中的一些奇怪的现象,文章对此进行了说明,指出其价值所在。“平明”专栏还经常性地刊载译介外国文化和文学的作品及理论文章。例如散文有佳禾译的《日军的丑态》(1938年9月22日),外文译的《坦白的暴露》(1938年10月25日),拉布里野着、王充摘译的《论人》(1938年10月31日),蓝马节译的《名人的小事》(1938年11月15日),徐咏平译的《欧战小故事》(1938年11月17日),史沫特莱着、林君复译的《我们能够打倒日本》(1938年11月19日),美国伯纳特`本顿着、思过译的《怎样增加读书的速度》(1938年12月22日)等文章。

    “平明”专栏在译介外国文化时有一点还特别引人注目,那就是对于外国戏剧和戏剧理论方面的介绍。这方面的内容主要刊载于星期五的“戏剧周刊”。“戏剧周刊”创刊于1936年1月,属于南京《中央日报》的文艺版,由国立戏剧学校主编。《中央日报》迁渝出版后,也随之迁渝,于1938年9月23日复刊。该刊复刊的当天就刊载了黄作霖写的《欧战时期的英国戏剧》,文章介绍了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戏剧的演变、堕落,以及因此产生的不良后果及其应对措施。作者在抗战的背景下撰写这篇文章的用意十分清楚,那就是说戏剧作为社会教育的最有力的工具,既会将国民引向积极健康的轨道,也可能将其引向堕落腐化的岐途。只顾眼前的局部的经济利益,不顾相关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全局的长远的利益,这对于戏剧自身的发展终究是不利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戏剧变迁的经历是中国战时戏剧创作和演出的极为有益的借鉴,这为中国抗战戏剧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还启发和教育了文化工作者,提醒他们在译介外国文化时应有所鉴别。

    “戏剧周刊”还刊载了一些介绍外国戏剧作品及戏剧状况方面的文章。丹妮的《柴霍夫的三姊妹》(1938年9月30日)介绍了前苏联剧作家柴霍夫的代表作《三姊妹》。文章意在教育中国读者克服凡庸情绪,发扬斗争精神战胜日本法西斯。黄作霖的《二十年来苏联剧作问题》(1938年12月3日)介绍了前苏联建国20年来戏剧的发展状况。骆文宏的《大战时的德国演剧》(1938年12月9日)介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的演剧情况。“戏剧周刊”通过对外国戏剧作品和理论的译介,激励了中国读者的爱国主义和斗争精神,同时为中国抗战戏剧运动健康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平明”专栏上还有外国哲学的译介。1938年10月23日刊载《法郎士语录》(王充译),文章介绍了法郎士的哲理性箴言。“平明”专栏同时也介绍了尼采的超人哲学之幸福观。“平明”将这二者的哲学思想介绍给抗战时期的中国读者,其用意是很明显的,就是批判当时社会上的抗战必败论的悲观论调,同时用尼采的超人哲学激励正在英勇抗战的中国人民。

    “平明”专栏译介外国政治、军事、外交、社会等方面的文章也不少。例如,庄涌的《希特勒和雷马克》(1938年9月24日),殷嵘节译的《伪满在美国的眼中》(1938年10月1日),泽的《欧洲的盲肠》(1938年10月9日),今月的《犹太人》(1938年10月16日),万里浪的《东京街头的乞丐》(1938年10月16日),史蒂芬生着、绪昌译的《露宿》(1938年10月25日),外文译的《坦白的暴露》(1938年10月25日),日本市沙晴子着的《美国妇女的反日情绪》(1938年11月9日),蓝马节译的《名人的小事》(1938年11月15日),徐咏平译的《欧战小故事》(1938年11月17日),范启新的《正义的社会》(1938年11月18日),贺家宽的《匈牙利》(1938年11月20日),捷成的《爱国历史学家》(1938年11月20日)等文章。这些文章都具有明显的反法西斯精神。

    “艺文”专栏是《中央日报》一个学术性的文艺专栏。由艺文周刊社主编,于1938年9月18日创刊于重庆,在《中央日报》星期增刊上刊载,是为社会科学与文学开设的专门发表纯学术性文章的园地。“艺文”的创刊原则是:科学、民族主义、民主政治、工业化与社会化。这个专栏经常刊载译介外国文化的文章。第一期发表了萨师炯的《国际与世界和平》、武仙卿的《欧局与中国》、何兹全的《中日不两立》3篇学术论文,讨论了国际形势与国际社会对于法西斯战争的看法。第二期有高叔康的《西行杂记》,介绍了在法西斯的侵略之下,西方社会的反法西斯的情绪。第三期有《资本论之文学的构造》(燕子译自尼兹奇娜着《资本论之文学的构造》),论述了马克思的着作极讲究文学性,注意着述的文学构造,特别关心文体,语言富于文学性;启发读者重视文学对于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

    抗战期间,《中央日报》的各文艺专栏,虽然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停刊、更名,但是该报始终保留了文艺专栏,并且在文艺专栏中向读者译介了大量以文学为主的外国文化。《中央日报》的文艺专栏在译介外国文化时,坚持服务于时代主题的立场和态度,为“抗战建国”大业和反法西斯的文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中央日报》作为当时的执政党的机关报,其立场和态度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其他报刊的立场和态度。

    《扫荡报》

    《扫荡报》是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1938年10月1日迁至重庆编辑出版。该报刊载文艺作品的副刊(第4版)有许多译介外国文化的作品。副刊特别重视对美国和前苏联文化的译介。除了发表翻译小说,也发表诸多翻译散文,例如还译的《高尔基小品三则》(1942年3月14日)、王孙(王家棫)的《旧时伦敦》(1942年6月1日)、苏渊雷的《欧洲人之生活基调》(1942年3月25日)等作品。《欧洲人的生活基调》介绍了欧洲思想文化之演变发展,文中指出,近代受浮士德精神的影响,渴求无尽之知识与无尽之经验之愿力,包括好奇心、研究欲、征服肉体与现实之精神,促进了欧洲工业文明的发展。但这些思想文化对各国的影响不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导致欧美各国国民性的差异。德国人擅长于沉思与组织能力,英国人谋定而后动,富于幽默感,法国人爱美与自由,俄国人沉毅,有极强的集体精神,美国人乐观、活泼。这类作品的译介有利于帮助国人通过了解世界各国文化而了解各国人民,加深与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以打击国际法西斯势力。

    戏剧方面的文章有印度E. H. Hatch着、徐昌霖译的《喀索喀立——印度的一种民间艺术》(1942年3月1日),王平陵的《两位拿破仑作者的战争观》(1942年3月24日)等。《喀索喀立——印度的一种民间艺术》介绍了喀索喀立这种盛行于印度西南部的民间戏剧。《两位拿破仑作者的战争观》论述了两部作品战争观的共同点:反对侵略战争,讴歌人类和平。这两部作品一为英国哈代的诗剧《皇朝》,内容是描写拿破仑在欧洲的战争,另一部是俄国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这些文章为中国抗战戏剧运动提供了借鉴。

    在重庆遭受大轰炸以后,报纸的出版发行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扫荡报》发行与各报的联合版时,文艺专栏仍然重视对外国文化和文学的译介。在《扫荡报中央日报联合版》的文艺专栏“艺林”上刊载的文章,除了翻译小说外,还有很多极有意义的翻译散文,例如爱默生的《英国情调》(1942年11月17日),马格伦`哈格罗夫着、陈澄之译的《从军生活——献给中国的战士》(1942年12月7日),另外还有朱云影写的《从童话看日本的民族性》(1942年12月30日)等文章。这些作品都充分或是部分表现出了“抗战建国”和“反法西斯”这两种时代主题。除此以外,一些学术文章也有类似特点。开轩的文章《欧洲古代的文艺性》(1942年12月13日),就论述了欧洲古代的文艺与欧洲古代的战争的关系。文章论述了文艺对民族精神塑造的重要作用,认为战争时期文艺尤其重要。当然文艺与战争是相互联系的,文艺会激励民族战斗精神,伟大的战争也有助于产生伟大的文艺。这也适合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抗战需要文艺的历史现实。

    《大公报》

    《大公报》的文艺专栏“战线”上有乔治`韦尔森着、马耳译的《作为戏剧家的休士》(1939年1月6日),国宣处编译的《敌人后方的正论——尾崎行雄痛斥敌阀与官长》(1939年3月6日),张十方的《敌国文坛二三事》(1939年3月7日)等文章。这些文章都表现出了为时代主题服务的倾向。《作为戏剧家的休士》介绍了美国黑人剧作家兰格斯顿`休士指导的演剧及创作。休士领导的黑人戏剧运动为抗战期间重庆的群众戏剧运动提供了借鉴,同时也有激励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斗争精神的作用。

    《大公晚报》的文艺专栏“小公园”在该报第2版。“小公园”的征稿启事中对译介外国文化的文章明确表示欢迎。该专栏主要发表了一些有关外国文化的短小精悍的散文作品。如:陈荣惠译的《邱吉尔死里逃生》(1944年4月14日)、《邱吉尔的享乐主义》(1944年9月19日)介绍了英国首相邱吉尔的轶闻趣事。《外国的臭虫》(1945年1月21日)反映了罗马尼亚的腐败现象。逸译的《古巴的千人团》(1945年1月25日),介绍古巴的40个城市都组织了千人团,每人每月捐出一块钱来用于修路、灭蚊、改善饮水,或推进其他公共福利事业。佳鼎的《拼命的纽约人》(1945年3月10日)、《纽约杂景》(1945年3月14日)、《热闹的纽约城》(1945年4月7日)、《纽约的吃》(1945年4月14日)、《纽约来鸿》(1945年5月7日)等系列文章,对纽约这个城市、纽约人的生活等方面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此外还有谈及其他国家的文化的作品。专栏也有介绍自然科学、艺术等方面的文章。王贞的《苏联和她的科学家》(1945年2月2日)、《诺贝尔》(1945年3月7日)、《居里夫人》(1945年3月11日)等文章介绍了前苏联的科学家以及诺贝尔、居里夫人等享誉世界的科学家。《毕加索在巴黎》(1945年6月26日)等文章介绍了一批享誉世界的艺术家。这些作品所表现的时代主题虽不鲜明,但有助于国人了解外国文化,有助于文化建设。

    《国民公报》

    该报是重庆本地主要报纸之一,其文艺专栏有“国民副刊”和“星期增刊”。在这两个专栏中都有译介外国文化的作品。除了发表翻译小说,还有其他诸多种体裁的文章,例如散文有《萧伯纳的幽默》(1945年5月7日),《墨索里尼之死》(1945年5月27日),Lincoln Barnelt着、杨富森译《大兵记者恩尼`派尔》(1945年6月27日),《日本人的狠毒刑罚:“仰天望炎日”》(1945年7月2日),《邱吉尔首相乘特制火车竞选》(1945年7月11日),《英国新外相贝文》(1945年8月1日),原载《芝加哥日报》的惠琪译《充满欺诈的齐诺亚日记》(1945年8月3日)等作品。论着有:前苏联伊凡`迈斯基着、黎汀译的《爱伦堡论》(1945年4月15日),《〈纽约日报〉论炸上海》(1945年8月3日)等。

    除了以上这些有代表性的报纸外,抗战时期重庆的其他报纸的文艺专栏也有对外国文化和文学的译介。例如,《新蜀报》的文艺专栏“新蜀副刊”;《商务日报》的文艺专栏副刊;《人民日报》的文艺专栏“人民副刊”;《新民报》的第2、4版都有文艺专栏,都有对外国文化的译介;《西南日报》的文艺专栏“西南周刊”;《济川公报》副刊;《时事新报》的文艺专栏;《益世报》的文艺专栏“宗教与文化”;《世界日报》的文艺专栏“明珠”;另外还有诸多地方小报也在对外国文化进行译介,例如合川的《大声日报》的文艺专栏“疾呼”,《嘉陵江日报》的文艺专栏“嘉陵江副刊”,《江津日报》的文艺专栏“小茶馆”。

    总之,抗战时期,在重庆编辑出版的主要报纸几乎都有文艺专栏,在文艺专栏中几乎都有大量译介外国文化和文学的作品。各文艺专栏在传播外国文化和文学时也传播了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的文化精神。

    2.期刊杂志的文化译介

    《中苏文化》

    南京沦陷后,《中苏文化》于1938年8月1日第四卷第一期起迁至重庆出版。仅以此卷为例,就能看出其译介内容的丰富多彩。在这一期里,就分专栏译介了前苏联的经济、外交、哲学、文学等方面的文化。“庆祝中苏商约”专栏有《由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到中苏商约》(邵力子着)、《由中苏商约谈到中苏文化合作》(郑伯奇着)两篇文章,讨论了中苏商业和文化合作的问题。“苏联外交特辑”有《苏联和平外交与英法妥协外交的残余》(陶甄着)、《英苏关系之现阶段》(傅于chēn着)、《苏联于中东欧》(于绍文着)、《诺蒙汗事件与今后的日苏关系》(青山和夫着)、《苏联与太平洋集体安全》(华西园着)等5篇文章,介绍了前苏联的外交。“苏联研究”专栏有《苏联对外贸易之特点及其趋势》(前苏联米高阳着、李孟达译)、《斯达哈诺夫运动对于心力苏动的差别》(前苏联M. Dyukanov着、苏菲译)、《苏联哲学在中国》(向林冰着)4篇文章,介绍了前苏联的贸易、文化思潮、科学、哲学等。“中苏文艺”专栏有《文学的本质》(前苏联奴西诺夫着、以群译)、《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中篇小说连载,前苏联K.卞达耶夫着、曹靖华译)两篇作品,译介了前苏联文学理论及作品。《中苏文化》在重庆落户安家后,在整个抗战期间,向读者译介了大量的前苏联文化和文学,对联系和沟通两国人民的感情,结成坚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打击日、德、意法西斯的军事和文化侵略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建设提供了借鉴。

    《中苏文化》是中苏文化协会会刊,1938年4月15日创刊于南京,是大型综合性刊物,内容包括中苏文化及前苏联之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社会、文艺诸方面,对于中苏两国文化的相互交流和沟通有重要意义,向中国读者译介了大量前苏联文化。

    《文化国际》

    《文化国际》是中苏文化协会四川分会在重庆的会刊,创刊于1938年7月1日。该刊除了秉承中苏文化协会总会的宗旨外,特别强调在反抗法西斯的战争中加强中苏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这个刊物不但特别重视对前苏联文化的译介,而且还重视对世界各国反法西斯文化的译介。其《卷头语》中提到:“在发展文化的工作里,应该尊重文化的科学性、批判性、国际性,同时正确地而且尽量地介绍国际文化。苏联、法国以及英美各国在文学上、哲学上、社会科学上、自然科学上的伟大成就,有许多是应该汲取和移植的。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思想水准的上升,才谈得到文化的进步。”另外对于日本文化,《文化国际》也不是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主张区别对待。因此,在创刊号上除了对前苏联文化的译介外,还有对日本文化的译介。创刊号上发表了日本作家本多显彰着、高lín瘦译的《日本文化危机》,介绍了在日本侵华战争的背景下,日本文化、文学发生的巨大变化。通过这篇文章的译介,让中国文化界了解了日本文化界人士在日本法西斯文化的高压统治之下的生存状况,也多了一份对日本进步文化人士的理解。从而表明了日本法西斯主义者不但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也是日本人民的敌人,反法西斯是中国人民及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共同主题。

    《中外春秋》

    《中外春秋》创刊于1943年8月30日,是译介外国文化的大型综合性刊物,内容包括政情、战况、战时生活、文化动态、书刊批评、敌国种种、法律、卫生、生产、文艺等等。创刊号的文艺专栏刊载了王梦鸥的书评《天下一家》,对美国作家威尔基创作的《天下一家》作了介绍、评论,这本书当时被列为美国战时必读书籍。《天下一家》一书既是科学的研究报告,又表明了美国人对战争的态度,其主题是希望成立民主团结的天下国家,反对法西斯的军事侵略和文化侵略。通过对《天下一家》的评介,既表达了作者反法西斯的立场和建国的理想,也表达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肯定。

    《世界文学》

    《世界文学》是一个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大型文学期刊,创刊于1943年9月,由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下属的世界文学社主办。该刊的特点是学术性较浓,它认为杂志不仅应供人欣赏,还要供人研究,希望把世界各国值得介绍的文学作品、理论尽量介绍过来,供中国读者欣赏和研究。它对众多作品的译介,传播了世界优秀的进步的文学的人文精神,以之反对法西斯的反人类的文化,为中国抗战文学建设提供借鉴。

    《世界文艺季刊》

    《世界文艺季刊》创刊于1945年8月,该刊特别强调译介外国文艺有重要的认识借鉴作用。认为必须大量译介优秀的外国文艺,以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中国,认识中国文艺。其实质就是通过外国文艺的译介和借鉴吸收建设中国的高质量的文艺。在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背景下,加强对世界各国的了解和团结,从而取得抗战的胜利,实现建设强大国家的理想。创刊号上刊载了理论文章《路易`麦克斯的诗》(杨周翰着)。还有外国小说作品的译介,《开花的犹太树》(美国嘉塞玲`披特着、林秀青译)、《爱情在布如科林》(美国D.傅克斯着、祖文译)、《悬崖》(前苏联冈察洛夫着、李林译)、《射象》(Geoge Orwell着、王还译)、《无熊》(匈牙利E.巴具尼着、方敬译)。这些作品都蕴含着反法西斯文化精神。

    《抗战文艺》

    《抗战文艺》是“文协”会刊,1938年5月4日创刊于武汉,1938年10月5日迁渝出版,是抗战期间国统区发行最广、影响最大、存在时间最长的进步文艺期刊,对抗战时期的文学和文艺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由于“文协”十分重视对外国文学的研究介绍,因此其会刊《抗战文艺》上有大量译介外国文学的作品。该刊迁至重庆之后,译介了大量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除终刊号外,每一期都有外国文学的译介。在《抗战文艺》的第十卷第二、三期合刊还设立了怀悼罗曼`罗兰专栏,刊载了系列作品,对法国伟大的文学大师、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士罗曼`罗兰的文学创作和反战精神进行了介绍。

    由于“文协”是一个有全国影响的文艺团体,是抗战时期全国文艺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成立的,其主张、立场和态度对全国的文艺工作者的文艺活动有指导作用。《抗战文艺》作为“文协”的会刊,其创办的宗旨、立场和态度既体现了“文协”的精神,也对全国,尤其是重庆的其他文艺刊物有极大的影响。

    《七月》和《希望》

    《七月》1937年10月16日创刊于武汉,胡风主编。1939年胡风到重庆后,该刊也于1939年7月(第四卷第一期)在重庆复刊,仍然坚持为抗战服务的立场和态度,在译介外国文化方面也是坚持这一态度和立场,该刊有不少译介外国文学的作品。由于胡风是“左联”时期左翼文艺运动的主要成员,因此该刊尤其重视反法西斯的主要国家前苏联文学的译介。以第六卷为例,第一、二期合刊(1940年12月)有论着《论马雅可夫斯基》(前苏联V.卡坦阳着、张原松译)、《叙述与描写》(前苏联G.卢卡契着、吕荧译),第三期(1941年4月)有论着《克拉甫兼kē》(前苏联S.拉苏美斯卡耶夫着、卢鸿基译),第四期(1941年6月)有散文《普希金论草稿》(前苏联高尔基着、吕荧译)。

    1944年《七月》停刊后,1945年1月胡风又创办了《希望》杂志。这个刊物仍然重视前苏联文学的译介。例如在创刊号的书评专栏里就有冰菱的两篇介绍、评论前苏联文学的文章:《〈欧根`奥尼金〉与〈当代英雄〉》和《〈何为〉与〈克罗采长曲〉》。《〈欧根`奥尼金〉与〈当代英雄〉》介绍、评论了《欧根`奥尼金》(普希金着)和《当代英雄》(莱蒙托夫着)的关系。《〈何为〉与〈克罗采长曲〉》介绍、评论了《何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着)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政治信仰的产儿,带着浓厚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克罗采长曲》(L.托尔斯泰着)直接地抨击着物质的、物欲的世界,并直接地让这抨击得到胜利。

    《文学月报》

    《文学月报》创刊于1940年1月15日,文学月报社主办,这是一个大型综合性文学期刊,该刊极为重视文学的作用,该刊服务于抗战的主题也极为鲜明。该刊每一期都有外国文学的译介。例如,创刊号就刊载了长篇小说连载《从暴风雨里所诞生的》(前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着、王语今译),作家介绍《苏联的文化领导者——A.托尔斯泰》(前苏联卢波尔着、李葳译),文章《论新现实主义》(前苏联G.卢卡契着、王春江译)和《一九三九年苏联文坛的剪影》(戈宝权着)。

    《论新现实主义》论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有关问题。认为新现实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代表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上的一个较高阶段。《一九三九年苏联文坛的剪影》介绍了1939年前苏联文坛的一些主要的活动。这一年前苏联文坛有接二连三的节目。如:民族文学节、评选苏联最佳文学奖、译介中国文学等等。文中提到,中国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关于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书籍,在前苏联读者之间非常流行。在前苏联读者中,鲁迅先生的作品最为流行,《阿Q正传》得到前苏联文艺批评家的很高的评价。很多抗战文艺作品也先后被翻译为俄文。译介到前苏联的抗战文学作品有: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夏衍的《血写的故事》和《广州在轰炸中》等几十部作品。由此可见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已走向世界,并赢得前苏联这样有优良文学传统和极高文学成就的外国文学同仁及读者的认可。

    《文化先锋》

    《文化先锋》创刊于1942年9月1日,由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文化先锋社主办。在其发刊词中表达了该刊服务于国民党建国主张的态度和立场。同时也重视对外国文化的借鉴和吸收。值得一提的是,该刊第一卷十二期刊载了陈节坚的《纪念亨利`柏格森》,介绍了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柏格森从生物学、心理学、物理学等学科的细致研究中形成其生命哲学。柏格森认为生命有两大源泉:习惯和本能。道德有外表的形态与内在的能力,即本能之冲动性。一个伟大的道德家,在能充分发挥这种本能的冲动性,人类的种种创造就是从这种本能的冲动性而来。人类思想之最基本者,是“生命力”,它不能用文字表现,要我们去体会、观察、创造。这种体会性、创造性便是人类思想之创造者。柏格森用他的创化论纠正了达尔文之进化论,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之中。柏格森用其生命哲学对时空的价值作了重新的评定。他认识世界的方法是直觉法,这种方法要求对对象进行客观的认识和详细的研究。由此可见,在当时中国以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和哲学观重新建立各种学术以及文化事业中心时,仍然重视对外国文化的吸收和借鉴。

    《文汇周报》

    《文汇周报》创刊于1943年5月1日,该刊在其发刊词《创刊的旨趣》中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球性和全体性,使每个人感觉对它的了解过于缺乏,过于落后。战局和时局演变的神速,更加深了这种感觉。在中国的人们,一方面见到世界各地变动中的事态对中国的抗战影响太大,另一方面,却特别不易获得对这些事态真相的认识,尤其痛苦。《文汇》刊行的动机,正是部分地解除这种痛苦。它要试着做到介绍中国以外最新的杂志、报章、论文、报告、新闻记载以至于文艺作品。对于大战中的每个重要事件和有关问题,它想快速并多方面地反映海外人士的看法、想法和他们实际的印象与经验。


    对于外国文化的译介,《文汇周报》主张采取公正实用的立场。发刊词中还说:“在介绍海外的作品中,我们绝对不存任何偏见;我们认为国人应该知道或者期望知道的文章,我们便介绍出来。”对于文章采用标准有两条:“出刊最近的,内容最好的。”创刊号上刊载了《怎样根除远东战祸》(裴斐尔着)、《太平洋新战略》(基拉尔费着)、《我们应学习中国》(尼赫鲁着)、《所罗门作战日志》(编者)、《墨西哥印象记》(《新闻周刊》)、《罗斯福的保镖》(《华盛顿邮报》)、《希特勒转入守势》(《经济学家》)、《我对苏联的观感》(威尔基着)、《芬兰的悲剧》(史坦因着)、《瑞士——欧洲的十字路口》(《泰晤士报`星期周刊》)、《联合国第一年》(斯特莱特着)、《土尔其即将参战》(林德莱着)、《苏土亲睦》(《纽约太阳报》)等文章,介绍了在世界反法西斯的时代背景之下,当时国际军事、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情形。

    创刊号上虽然没有外国文学方面的译介,但该刊并不忽视对外国文学的译介。例如在第一卷十四期上有论着《A.托尔斯泰论二十年来苏联文学的发展》(美国派克着、立华译)。作者介绍了A.托尔斯泰对前苏联建国后的文学运动的一些论述。

    《戏剧时代》

    抗战时期重庆的戏剧运动因教育国民抗战救亡的需要而显得十分活跃,重庆戏剧界有一些专门性的研究刊物,如:《戏剧时代》、《戏剧月报》等,这些刊物在外国戏剧文化的译介方面也坚持服务于时代主题的立场和态度。《戏剧时代》创刊于1943年11月11日,中央青年剧社主办。《戏剧时代》的发刊词既肯定了戏剧服务于抗战的贡献,还主张借鉴外国戏剧提高演剧艺术,提出要重视国际戏剧文化的动态以及重要理论的介绍。此外,还号召广大戏剧工作者献身于服务于抗战的戏剧事业。

    创刊号刊载有两篇洪深翻译的介绍美国戏剧的文章:《小说与舞台剧中的人物描写》(美国Louis Bromfield着)和《剧本的写作方法》(美国Arthur Richman着)。在《小说与舞台剧中的人物描写》一文中,Bromfield认为在小说和戏剧中,对人物的塑造是最重要的,因为在一切事物中,大众最感兴趣的是人的斗争。《剧本的写作方法》论述了剧本创作的几个问题。首先是剧本创作中的意识和非意识问题。其次是剧本酝酿、写作时间的长短问题。第三,剧本创作中是否考虑演员因素。第四,当前剧本创作的困难。第五,戏剧创作的能力。《戏剧时代》结合中国抗战戏剧运动的实际需要,不断译介了反法西斯的主要国家前苏联、美国、英国等国家的戏剧理论,为中国抗战戏剧运动提供了理论借鉴。

    除了以上这些有代表性的期刊外,抗战时期重庆编辑出版的主要期刊几乎都在传播外国文化。它们对待外国文化的态度、立场和主题也基本与以上各类期刊相同,因篇幅原因,不再赘述。

    3.外国戏剧译介及表演

    戏剧在中国历史上有悠久的历史,但传统戏剧都是将戏剧的情节道白与歌舞乐融为一体的,通常称为戏曲。抗战时期各种传统的地方戏曲在陪都的集中,只是重庆剧坛空前繁荣的一个方而。就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来看,不是对传统的因袭,而是彻头彻尾的创新,所谓中国戏剧创作、译介和表演的空前繁荣,具有代表性的则为话剧。

    1938年~1940年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开始。1937年11月7日,姜公伟在《国民公报》发表《从‘全民文化’谈到影人剧团的演出》长文,并以此呈所有戏剧界的同志们。文章要求一切文化工作充分发挥其激发性与煽动性,成为一个具有伟大力量的引动的马达为抗战服务。抗战戏剧的演出最能发挥文化活动之马达力量。

    1938年7月1日~4日,国立戏剧学校在国泰大戏院举行第二届毕业生劳军公演,剧目为《奥赛罗》。《新蜀报》7月3日刊登余上沅《关于〈奥赛罗〉的演出》一文,特告诉观众说:抗战开始以来,教材完全用抗战剧本,教材显得有些偏颇,在为国储材上是一种损失,所以“我们在台儿庄大胜的时候,便决定了演出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的《奥赛罗》,并以收入款慰劳前线战士”。《奥赛罗》为梁实秋翻译,他在7月3日的《国民公报》增刊上发表《〈奥赛罗〉故事的来源及其特点》一文。文章介绍了《奥赛罗》源出于意大利钦带欧的《故事百篇》,剧本和故事微有出入;同时详细介绍了布拉德莱教授分析《奥赛罗》一剧的6项特点。

    1939年4月华中图书公司初版《民族战》五幕剧,这是向培良据德国席勒名剧《威廉`退尔》改编。

    1940年1月上海杂志公司初版话剧剧本《寄生草》,这是三幕喜剧,由洪深据英国台维斯剧作《软体动物》改编。

    4月5日,国民外交协会上午在国泰大戏院招待各国驻华大使观看国立戏剧学校演出的《岳飞》。到场的有前苏联大使潘友新、美国大使詹森、英国大使卡尔等70余人,各大使的翻译人员讲解。外交协会赠各使馆人员三角旗一面,秋海棠形中国地图上印岳飞所书《还我河山》四字以为纪念,使馆人员均高兴称谢。

    6月5日,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开始在国泰大戏院作劳军公演。演出三幕反侵略日语话剧《三兄弟》。编剧为日本反战同盟领导人、日本着名作家鹿地亘,导演吴剑声。该剧描写一个日本家庭三兄弟先后被征入伍,以致家破人亡,从而揭露日本军阀对日本人民的残酷统治和压迫。演出用日语,配以中文字幕。

    《三兄弟》在渝上演,《新华日报》多次予以热情报导,6月5日以一整版篇幅,刊登鹿地亘写的《〈三兄弟〉故事》,以及洪深、力扬、蔡馥生等人文章。

    1940年10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正在想》独幕闹剧,系曹禺据法国尼格里《红法兰绒外套》改编。

    10月17日是南开建校36周年,南友剧社演出《财狂》庆祝。《财狂》原作者莫里哀,剧本中文译名《悭吝人》。本日《国民公报》发表严仁颖等写的有关《财狂》的文章多篇。

    1941年

    1941年2月1日,中央大学外文系英语戏剧学会,为募集前方将士医药费,公演3出英语独幕剧:《月亮上升》、《巧遇》、《之死》。公演英语话剧在沙磁文化区尚属创举。3月14日,中央大学戏剧学会成立,用英语演出萧伯纳的《巧克力兵》。

    7月8日,文化工作委员会在抗建堂举行文艺讲演会,阳翰笙讲演《戏剧的新任务》。他说:据统计,全国约有2000~2500个剧团,以每团30人计,全国则有6万戏剧工作者在各地活动着。阳翰笙提出今后戏剧工作的任务时说:必须充分认识戏剧是战斗的一种武器,通过各种方式交换、总结各地演剧经验,以提高演剧水平及演员修养,剧本质量要提高,必须写人,引导观众面向光明,憎恶黑暗。

    12月13日,留渝剧人在国泰大戏院演出拜塞尔着、许子译的《闺怨》。该剧共演出10场,观众14000人。

    12月23日,中央广播电台为响应一元献机运动在抗建堂公演三幕抗战剧《遥望》,系李庆华根据美国着名剧作家奥尼尔的《天外》改编。共演出9场,观众3560人。

    1942年

    1942年1月10日,中华剧艺社第六次公演在国泰大戏院开始,剧本是俄国果戈里的着名喜剧《钦差大臣》,共五幕。中华剧艺社文学部翻译。共演出11场,观众12100人。

    1月16日,育才学校戏剧组在抗建堂公演五幕儿童剧《表》。原着班苔莱耶夫,鲁迅翻译,董林肯改编。共演5场,观众2000人。

    《新华日报》19日刊出了章罂(张颖)的文章《在重庆舞台的〈表〉——育才戏剧组首次公演记》。

    1月21日,由周峰出面组成的“留渝剧人”在国泰大戏院公演俄国奥斯托洛夫斯基的五幕六场悲剧《大雷雨》。共演出12场,观众14000人。

    2月9日,《新华日报》开辟了不定期的《戏剧研究》副刊。周恩来为该刊提出的任务是:既要配合现实斗争,总结剧运经验;又要系统地介绍一些先进戏剧理论和表演艺术,使广大戏剧工作者在政治上、艺术上有所提高。

    2月19日,又一个留渝剧人组织在国泰大戏院上演三幕九场悲剧《天网》,法国戴耳着,原名《缓期还债》。3月1日起,该剧又在抗建堂演出。两次共演出12场,观众10000人。

    4月16日,中央青年剧社在抗建堂演出五幕喜剧《生财有道》,莫里哀原着,演出6场,观众2800人。

    4月24日,中央广播电台在广播大厦演出三幕剧《黄金时代》。该剧原名《青春不在》,意大利卡玛奇kē与kē福黎亚原着,共演4场,观众2000人。

    8月1日,着名导演史东山在北碚完成《关于史坦尼斯拉夫斯基与瓦赫坦戈夫演剧方法论的比较研究》一文,之后,发表于1943年2月出版的《戏剧月报》1卷2期。由于史氏演剧体系对我国话剧界产生很大影响,当时重庆及大后方戏剧界研究史氏着作蔚然成风。史东山的文章说:研究大师们的理论最好同时研究他们的性格、气质、时代环境、生活经验,及其所接触到的学识,以至于他们发表某种理论的动机,这样比较容易获知他们真正的精神及其理论的精义,或了然他们之所以有偏颇的根源。文章介绍了史、瓦二氏理论中心;分析了史、瓦二氏理论偏颇的根源,史东山从而发表了对史、瓦二氏理论的若干批评。比如:史东山指出史氏过分强调了“下意识”的作用,没有充分着重指出演员创造过程中“意识”与“下意识”要素的辩证统一。史东山在文章最后发表了把握史瓦二氏方法论之间尺度的见解。此文,亦为大后方戏剧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推动了戏剧运动的前进。

    10月独立出版社初版《人兽之间》四幕剧,这是包起权据法国白利我原着改编。

    12月5日,据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1942年审查的173种剧本,在各种题材的百分比中翻译剧占9%。

    12月11日,国立剧专附设剧团在国泰大戏院上演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剧本译者梁实秋。演出11场。

    《哈姆雷特》的演出,在重庆也引起争议。《戏剧月报》1卷2期发表潘孑农文章说:“此时此地来演莎士比亚,当然是意味着阐发古典戏剧,提高演剧水准等重大意义的。然而莎翁作品内容之深奥渊博,繁复庞杂,究非率尔可通……”。刘念渠在《时与潮文艺》创刊号着文泛论1942年至1943年春之演剧中说:“《哈姆雷特》是世界名剧,即使我们不必找出它的抗战意义,其演出依然有着价值。”

    《哈姆雷特》演出后,国立剧专校友曾相聚畅谈心得与感想,作学术上的研讨。

    1943年

    1943年1月2日,中央实验剧团在黄家垭口实验剧场公演四幕话剧《黄金梦》,该剧为法国巴若来原着。《黄金梦》演出结束,中央实验剧团即奉中宣部之令解散。该团自1940年成立至此共3年。

    1月4日,戏剧评论家、《纽约时报》驻重庆特派员爱金生,下午应中国新闻学会之请,作《戏剧批评》学术性演讲。他论述剧评家的作用说:“剧评家居于观众、剧作家、演员之间,他的任务是使剧作家的思想为观众所了解,同时也要使观众的态度为剧作家所知悉。”到会的有新闻学会会员及戏剧家多人。

    1月9日,怒吼剧社在国泰大戏院演出三幕话剧《安魂曲》,该剧描述音乐家莫扎特穷困liáo倒的一生,他的作品是伟大的,命运是悲惨的。剧本原着为匈牙利贝勒巴拉兹,翻译是焦菊隐。观众对《安魂曲》的演出反应不一。《纽约时报》驻中国特派员、戏剧评论家爱金生表示,这是他看到的几个戏中演出上最成功的一个。章罂发表在1月27日《新华日报》上《安魂曲观感》一文,坦率地指出演出上的不足。

    2月15日,重庆各报刊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新闻处发表的《抗战以来的话剧运动》一文,这项新闻处稿件概括抗战话剧的成绩说:“显然已有极大的成就与贡献。”

    3月2日,东川邮政管理局俱乐部的业余演剧团体邮工剧团,在银社上演三幕喜剧《穷将就》,前苏联卡达耶夫原着,袁俊改编,内容表达为了国家利益,对内一切节约、将就,全力对外的主题。共演出3场,未售票。

    戏剧评论家、《纽约时报》驻中国特派员,曾入哈佛大学专攻戏剧文学、后任该报戏剧栏主编的爱金生曾在1942年12月来渝,当时正值重庆雾季演出高潮,他看了不少演出。对此后来他写了一篇专稿,题为《一个外国人论中国戏剧》,发表在1943年3月15日出版的重庆《风云》杂志1卷2期上。爱金生赞赏中国的古典歌剧(即戏曲)是极令人满意的对观者眼和耳的表演。对于他称之为“西欧作风的戏剧”话剧,他的评价却失之偏颇,他说这种戏剧与其说是“快乐的玩意”,毋宁说是一种“严肃的课题”。他综观两个月的演出,认为“中国戏剧界是有技能和天才的”。从集体向共同目标努力这点来说,中国戏剧是中国从事的最佳行动之一。他看到的搬上舞台的剧本都有宣传意义。

    1943年3月,贺孟斧译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我的艺术生活》由群益出版社印行。该书记录史氏演剧经验和他的演技思想。中国演剧有长足的进步,受益于史氏的演剧经验颇多,该书及史氏另一着作《演员自我修养》,可谓之范本。

    4月24日,夏衍根据托尔斯泰名着《复活》改编的六幕同名话剧,由中华剧艺社在国泰大戏院上演。早在4月10日,前苏联对外文协即来电祝贺《复活》在我国上演。前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文化参赞费德林、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亦前往观看。《复活》这次改编本的特点,没有局限于原着中卡秋莎的新生与涅赫流道夫的忏悔。在这个本子里,复活的意义成为人的生命的复活,多少披枷带锁的囚徒向往着明天,卡秋莎最后拒绝了贵族涅赫流道夫的忏悔。《复活》上演之日,正值苏德战场上苏军开始反攻,演出卖座较好。

    4月25日,前苏联人民艺术家聂米洛维奇`丹钦柯病逝于莫斯科。5月1日,中国戏剧家田汉、欧阳予倩、洪深、熊佛西、丁西林、夏衍、白杨等33人联名发出唁电。5月4日,焦菊隐在中央青年剧社主办的戏剧讲座讲《丹钦柯的戏剧生活》,计有丹钦柯与新剧场机构、丹钦柯与演出制度、丹钦柯与演出体系诸部分。《戏剧月报》1卷5期出版有聂米洛维奇`丹钦柯特辑,发表有月报编辑部《敬悼聂米洛维奇`丹钦柯》文章,唯迟到1944年4月始出版。

    5月中旬,贺孟斧翻译的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我的艺术生活》,由群益出版社分上、中、下3册出版。贺孟斧还编译有《世界名剧——作家及作品》,由五十年代出版社印行。

    5月由美学出版社出版了《复活》六幕剧,这是夏衍据L.托尔斯泰小说改编的。

    7月,由郑君里、章泯长期倾力翻译的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一书,由新知书店出版。该书集史氏数十年深思力行,晚年用工作日记形式写成,实为其毕生精力所集。书中虽未正式说明为体系,然而其理论成熟完整。中国戏剧界自30年代起,即开始陆续有章节介绍,完整的全译文为首次印行。史氏表演体系早为欧美戏剧界所推崇,该书在重庆出版时,正值大后方戏剧界人士学习、实践史氏体系的高潮中,而戏剧界人士不论大后方、解放区、沦陷区者,皆竞相购买学习该书及史氏另一着作《我的艺术生活》。

    这一年,话剧、电影界学习前苏联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情况趋于广泛。郑君里、章泯合译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7月间由重庆新知书店出版,是为中国戏剧界的一件大事。焦菊隐译的丹钦柯《我的戏剧生活》,由贵阳文通书局印行,即将出版。

    1944年

    1944年1月24日,《新华日报》发表中国剧作者联谊会致美国剧作者的信,题为《中美戏剧工作者的携手》。信中说:“从费正清博士,爱金生先生处知道你们的战时工作,知道了你们可以全无保留地把你们的力量集注于保卫你们自由祖国的战争。”

    信中谈到中国说:


    在前线、在后方,在不能得到任何方面援助的情形之下,我们的战时演剧活动依旧不断地继续和开展。爱金生先生也许已经告诉了你们一些重庆舞台上的消息,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战时戏剧运动的全般。真正的中国战时戏剧由千百个羸弱而不怕困难的青年男女支持着;在战线、在兵营、在落后的乡村,他们沉默地工作,在散播着自由民主的种子。


    信中最后说:“我们任务相同,我们目标一致,中美两国的作者们应该更紧密地并肩前进的。我们期待着建立一个永久的友谊。我们期待着在共同事业上携手合作。缩短战争,从地面上彻底消灭法西斯主义。”这封信是1943年12月美国国务院特别助理费正清博士由华返国,中国剧作联谊会托他带给美国剧作者们的。

    2月,中国艺术剧社原拟演出前苏联西蒙诺夫的《俄罗斯人》(莫斯科版译名为《俄国人物》,并准备改名《为国增光》,以争取通过审查。不料仍因故不能演出。

    2月15日第六届戏剧节纪念大会由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文化会堂举行。《新华日报》为纪念戏剧节发表社论,题为《抗战戏剧到人民中间去——祝1944年戏剧节》,提醒戏剧工作者警惕“脱离人民,游离抗战现实,趋向于卑俗娱乐和高蹈自喜的倾向”。16日起举办学术讲演活动。洪深讲《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戏剧理论》,马彦祥讲《地方剧演技体系研究》,焦菊隐讲《表现民主的戏剧》,曹禺讲《谈史剧》,陈白尘讲《目前戏剧运动的危机》;并请美国新闻处总编辑华思作《最近美国的戏剧》报告。

    2月26日,中国艺术剧社在银社演出标题为《处女的心》的3部喜剧,3部喜剧原为前苏联雅鲁纳尔的独幕喜剧《处女的心》、俄国柴霍夫的独幕喜剧《求婚》、曹禺根据法国腊皮虚的三幕剧《迷眼的沙子》改编的独幕剧《镀金》。现在经过改编分别易名为:《窈窕淑女》、《鸾凤和鸣》、《君子好逑》。

    1944年4月,新中华文艺社初版《此恨绵绵》五幕剧,系赵清阁据英国白朗特小说《咆哮山庄》的故事改编。联益出版社初版《处女的心》独幕剧,该书是《独幕剧之友》丛刊之一,其中包括佐临、黄宗江据前苏联雅鲁纳尔原着改编的作品,另收曾卓《同病相怜》、尹伯休《俘虏》、徐昌霖改编的《风流老人》独幕剧。

    5月天地出版社出版《遥望》三幕剧,这是李庆华据美国奥尼尔名剧《天边外》改编的。

    8月美学出版社出版《春天的喜剧》独幕剧集,黄宗江编译。内收黄宗江改编的《落花时节》,佐临、黄宗江改编的《窈窕淑女》,东方晦之改编的《君子好逑》。

    11月25日,中国胜利剧社开始在银社上演法国19世纪剧作家萨度代表作五幕话剧《祖国》。《祖国》一剧本拟借强大的演员阵容,以挽救剧社经济上的亏损,不料又亏本百万元以上。

    12月16日,师陀、于伶根据俄国安特列夫的《吃耳光的人》编写的四幕悲剧《大马戏团》,由中国业余剧社在抗建堂上演。1945年1月移至银社重演。《大马戏团》本系旧俄作家之作,然而既涉及俄国,国民党还派了专人探询有关剧本审查情形。

    12月美学出版社还出版了话剧剧本《飘》四幕剧,系柯灵据美国密西尔小说《飘》改编。

    1945年

    1945年1月中国文化事业社出版《人为财死》四幕剧,余师龙据法国巴若莱原着改编。

    2月2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联合举行招待文艺界晚会。会上,中国万岁剧团演出了奥尼尔的独幕剧《剥了十字的地方》,观众对于演出水平反应甚佳。

    3月大地出版社初版《乱世佳人》五幕剧,系王光鼐据美国密西尔小说《飘》改编。

    3月10日,重庆出现名为“新生剧社”的演出组织,在抗建堂演出《乱世佳人》,剧本由王光鼐根据美国密西尔小说《飘》改编。该剧演至3月31日。

    4月20日,剧《人为财死》在抗建堂演出。演出单位为力行剧艺社。《人为财死》的改编者为余师龙,这是法国巴若莱的《小学教员》在我国的第三个改编本(先有《人之初》,之后有《黄金梦》)。

    4月28日,中电剧团始在银社公演四幕话剧《不夜天》。该剧由刘西渭(即李健吾)根据《金小玉》改编,《金小玉》又脱胎于法国萨度的剧本。该剧由外国故事翻造成中国故事,又由《金小玉》的北伐时代改为去秋湘桂大撤退时代,在爱情故事中掺入了沦陷区的抗日成分,剧本虽为“佳构剧”,不乏离奇变幻的情节,但无法唤起观众的亲切感。5月24日《新华日报》发表了田先的《评〈不夜天〉》和江竹的《〈不夜天〉观后小感》,提出了上述意见。田先的文章并论及写沦陷区的剧本应反映广大群众的斗争,不能仅指望美军登陆或外面力量来解救水深火热。江竹批评该剧是“用技巧淹没了一切”。

    1945年5月国民图书出版社初版《黄金梦》四幕剧,系吴漱予据法国巴若莱《小学教员》改编。

    7月12日,阳翰笙剧作《天国春秋》,由着名翻译家杨宪益翻译为英文,拟送国外出版。重庆群益出版社曾首先出版该剧,但被审查机关大幅删剪过。后阳翰笙感叹将来如果谁要找完整的《天国春秋》,恐怕要到美国去找——因为杨宪益译本系根据阳翰笙的原本翻译。

    8月10日,日本宣布接受《波cí坦公告》条款,无条件向盟国投降,重庆百万市民为之日夜欢腾。

    由上述内容可见,在重庆抗战时期,戏剧翻译和表演皆紧紧围绕两个时代主题:抗日救国和反法西斯。

    4.中外电影交流

    电影作为一种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新兴的综合艺术,于1913年开始传入我国,但迟至20年代末30年代初才在上海等地发展起来。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中国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影摄影场迁来重庆,陪都重庆实际上也成了中国的电影之都。电影剧本的名作家、名导演、名演员都集中在了重庆。加上摄制基地,以及国民政府必要的经费支持,这是国内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

    “中制”和“中电”在抗战期间共拍摄故事片20部、新闻纪录片30多部。故事片主要有:《东亚之光》、《胜利进行曲》、《火的洗礼》、《保卫我们的土地》、《好丈夫》、《中国青年》、《塞上风云》、《中华儿女》、《气壮山河》、《还我故乡》、《热血忠魂》等。新闻片和纪录片主要有:《大无畏的重庆》、《中国反攻》、《南京失陷》、《截住日寇》、《中国之战》、《中国为自由而战》、《广州遭轰炸》、《长沙三次大捷》、《中英签订平等新约》、《陪都各界欢迎蒋夫人由美返国》、《英国女议员华德女士在重庆》、《东南各省教会活动》、《日军暴行》、《强邻中国》等。

    所有这些电影,几乎无一不与抗战相关,无论是故事片还是新闻片或纪录片,都可通称之为“抗战电影”,抗日爱国是它们的基本主题和共同特色。在中国电影制片厂成立3周年纪念会上,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张治中在会上发表讲话说:“电影事业,是属于艺术的、文化的,我们知道世界许多先进国家,大都注重文化宣传,它的作风、意识,都和他们的国策取得密切的联系,配合了和担负了文化先锋的使命”;“电影界同志要负起改革过去电影界的一切积习的责任,重新建立新的抗战文化。我们不是没有目标的,我们更非把电影看做一种赚钱的事业。我们应把它看做国家最重要的宣传与教育事业”。电影界人士不负众望,一片爱国热忱,成绩可观。

    为了充分发挥电影动员民众、鼓舞士气和争取盟邦援华的作用,陪都电影界有“电影下乡,电影入伍,电影出国”的口号。国民政府把电影片子送到美国和英国去展演的,即有《中国反攻》、《东战场》、《长沙三次大捷》、《大无畏的重庆》、《重庆一日》、《南京失陷》、《截住日寇》、《中国之战》、《中国为自由而战》、《广州遭轰炸》、《保卫我们的国土》、《热血忠魂》等多部。1942年,政府还专门选送了一批去外国展演的影片,其中的《飞虎队》、《东战场》、《长沙三次大捷》、《我国入缅远征军御敌情形》、《英国议员团》等片,多次在美国各地巡回展演,引起积极反响。中国电影《中国反攻》等影片在英国伦敦放映,连续400余场,观众如潮;《中国抗战电影特辑》受到苏、美、英各国热情欢迎。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又把一批外国的反法西斯影片引进国内。在整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引进和国内的前苏联电影片最多,如《游击战》、《夜莺曲》、《海上警卫》、《无敌坦克》、《粉碎敌巢》、《雪中行军》、《游击队之女》、《巴黎公社》、《远东之敌》、《最后一夜》、《忠心为国》、《黑海洗心》、《彼得一世》、《马门教授》、《忠勇巾帼》(即《她在保卫祖国》)、《虹》、《柏林的下落》、《会师柏林》等,其中多数是苏德战争爆发前摄制的故事片。战争期间摄制并在中国放映的新闻纪录片大量增加。美国电影在重庆放映的主要有《大独裁者》、《飞虎队》和《北极星》等:《大独裁者》批判希特勒,卓别林主演;《飞虎队》展现中国空军、美志愿航空队在中国上空打击日机的情节;《北极星》揭露纳粹德国于1941年6月22日进攻前苏联,前苏联边境“北极星”村人民奋起抵抗,德军实施暴行造成惨剧的事实。印度电影《宫仇情记》、《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被歼记》也传入陪都重庆。电影观众人数之多,无论中外电影,每部片子都高达数万乃至数十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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