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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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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翻译与传播事业_抗战时期重庆翻译研究

    抗战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各种新闻机构纷纷在重庆出现,因而当时重庆拥有众多新闻机构,它们在新闻翻译与传播方面皆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其中既有国内不同单位设立的媒体机构,也有国外大型通讯社设立的驻华分支机构。那时在渝从事新闻翻译与传播业务的主要新闻机构包括国内的国际宣传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七处,国外的美国新闻处、英国新闻处等;主要新闻通讯社包括国内的中央通讯社、中国海外通讯社等,国外的德国海通社、英国路透社以及美国合众社等。

    国际宣传处

    国际宣传处是国民党政府战时对外宣传政策的执行机构,其前身是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于1937年9月8日在军事委员会内增设的第五部,设在上海,由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负责。11月6日,该部撤销,其工作由军委会宣传部内增设的国际宣传处(以下简称国宣处)接管。1938年2月,国际宣传处改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至1947年改隶行政院新闻局。

    国际宣传处在世界各地设立多处分支机构,行事隐秘。该处设立目的是加强国际宣传,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友好国家的援助。其主要工作包括联络外国记者、作者、驻华使节,联系世界各大通讯社和着名报社,举办新闻发布会,组织中外记者采写重要新闻,以通过他们的舆论宣传,把抗战实际情况宣传出去。此外,还包括出版宣传中国抗日的书籍,向海内外发送新闻广播等。其职能概括起来就是文字宣传、活动宣传、广播宣传、对敌宣传和艺术宣传五大任务,还负责检查外文新闻电讯。

    1937年12月1日,国宣处在汉口召开第一次外国记者新闻会议,创办了专供外国记者、驻华使馆人员及外国来华人士阅读参考的《英文日刊》,这是国宣处最早办的一份英文刊物。

    1938年,国宣处转属国民党中宣部领导,曾虚白任处长负责具体工作,董显光仍全面负责该处事务。1938年武汉失守,11月中旬,国宣处迁往重庆。12月1日,国宣处在重庆两路口巴县中学内重新开始工作。

    随着战局日益恶化,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中国,来到重庆的外国记者逐渐增多,重庆变得十分热闹。除了许多老的“中国通”和长期派驻记者外,大批短期采访的记者和评论家也蜂拥而至。国宣处为了适应本身工作的需要,接待好外国记者,安排他们的食宿,在巴县中学内修了一座简易的竹楼作为外国记者招待所。

    首先搬进此招待所的有合众社、美联社、《纽约时报》、《伦教泰晤士报》、德意志通讯社、《美国时事周刊》等记者。国民政府的国宣处也近在咫尺,国民政府招待外国记者的各种会议,均在国宣处会议室举行。

    国宣处总部设在重庆,另在纽约、华盛顿、伦敦、蒙特利尔、悉尼、墨西哥城以及新德里等10几个大城市都设有办事处。国宣处通过这些办事处构成了一个国际宣传网,通过广播和创办刊物来对外进行宣传,先后创办了英文、法文、印度文的周刊《中国通讯》(China Communication),英文半月刊《现代中国》(Contemporary China),英文月刊《战时中国》(China at War)以及英文周刊《重庆新闻》(Chongking News)等,并在多国出版。

    国宣处也是战时中国的新闻发布中心。它每周五下午在重庆举行新闻发布会,同时不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邀请军政要人演讲与答问。国宣处驻外办事处亦在所驻国家举行演讲会,约请中外人士演讲,在各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国际宣传处对外出版发行了大批宣传品。通过这些手段把中国抗战的声音传达给世界各国,又把国际舆论的同情支持反馈回来,在文化宣传和交往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国宣处的组织领导下,在渝曾放映《中国反攻》、《南京失陷》、《中国之战》、《截住日本》等6部电影400多场。《中国反攻》在美6000多家影院上演,曾轰动一时。国宣处出版各种揭露日本暴行,宣传中国抗战及重要人物谈话的刊物近300期,分送各国首脑及各界知名人士,向国外发送宣传照片上万张,印制对敌宣传传单70多万份,还约请了多名外国人士秘密携带宣传品到日本,并将《日军在南京暴行》等影片偷运到东京秘密放映。纽约办事处成立后,随即成立了太平洋通讯社,向美国《亚细亚》杂志、《读者园地》、《今日中国》、《时事杂志》、《生活》、《妇女世界》等杂志提供新闻资料。国宣处还从在渝举办的抗战建国摄影图片展中,精选了300多幅去美、英、法、苏等国巡回展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英、美三国决定成立“反侵略国家联合宣传委员会”,选定国宣处为会址。国宣处决定开放国际广播电台部分时间,供各国记者向美国广播新闻通讯。国宣处不仅自建电台供外国记者发电,同时还搜集国外情报,供记者参考。

    国宣处还组织过几次中外记者访问团:1)1941年10月3日,组织记者“湘北考察团”赴前线采访,中外记者对此表示满意。2)1943年6月13日,组织中外记者赴鄂西采访团。3)1944年5月17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

    从1937年到1941年初,国宣处通过各种渠道积极联络外国记者,方式多样化:各种新闻会议、协助采访、举办茶话会、引见当局要人、以私人名义与外国记者个别谈话等。1938年到1941年4月,国宣处另外还引见国民党党政要人接待外国记者和友人200多次。国宣处工作人员还陪同外国记者进行实地采访,拍发了大量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新闻报道。而国宣处的刊物不仅大量发表外国记者的文章,还出版不少外国记者撰写的书籍。如田伯逊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意大利人樊思伯的《东北寇酋丑行录》等。

    抗战时期的国宣处及其新闻招待所成了国民政府战时首都的对外新闻活动中心。主要原因有二:1)它是中国官办的对外宣传中心,同国民党军政各方的领导机构,特别是以蒋介石为核心的最高统帅部,都有直接联系,又有一个精干齐全、熟悉对外业务的工作班子,便于为外国记者接洽服务。在外国记者需要参考资料时,国宣处人员通过搜集、整理和译制,大多能及时提供。2)国宣处的位置适中。当时国民政府的主要领导机关,大都设在这一带。盟军代表、外国使节和有对外联系的学术团体,如中英、中美、中德、中印学会,国联同志会和国民外交协会等,也都在这一地区设有办事地点或活动场所。不仅如此,中国官办的新闻机构中央通讯社、《中央日报》及其上级中宣部,还有中国共产党的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营业部,都距这里不远。

    抗战时期,国宣处所组织的国际宣传工作取得不少成绩,产生过积极影响,这主要体现在:第一,对外宣传了中国抗战的正义和军民战斗的英勇精神。第二,揭露日本的战争暴行,推动英美援华抗日,赢得了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和同情。第三,加强了中国和世界各国新闻界的联系,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大批外国作家和记者来华,加深了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对中国战场重要性的理解,不少人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

    第三厅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下属机构,1938年4月1日成立于武汉,郭沫若任厅长,下设第五、六、七处;同年12月随厅长郭沫若一起迁至重庆。从编制序列上看,第三厅属于国民政府政权机构中的文化宣传主管部门,但是,它是当时国共合作、斗争及妥协的产物。加之该厅领导由共产党员郭沫若担任,且聚集了一批文化界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称为“名流内阁”,因此,实际上成为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战斗堡垒。

    第三厅设有若干处室,其中第七处分管国际宣传工作,下设3个科室:第一科负责设计和日文翻译;第二科负责国际情报;第三科负责日文制作。第七处在对外宣传上有两个显着特点:1)侧重对日宣传方面的工作。2)注重传播人民大众和中国共产党的声音。根据第七处3个科室的职能,即可看出其对日宣传所占的分量。不仅如此,在该处日常工作中,也是把收集日本情报和编写日文宣传品摆在首要位置。该处将收集、整理后的情报编成《对敌资料》,供有关部门参考。该处还编写了大批对日宣传单,空运到前线和日本国土上,向日军士兵和日本民众散发,对揭露日本侵略战争性质以及激发日军士兵厌战反战情绪起到了很大作用。另外,第三厅还积极利用广播,以多种语言如日、英、俄、法、世界语等对外宣传,广泛扩大抗战新闻宣传效果。

    第七处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即支持和协助“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开展工作。该同盟总盟1940年7月20日成立于重庆,有成员60余人,其中正式盟员21人,多为日军下层俘虏,还有部分日本侨民。该同盟组织者为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和绿川英子等,重庆总盟的机关报为《真理的斗争》。同盟成员经常去前线对日本士兵喊话。

    第七处在重庆期间增加世界语进行对外宣传,创办了世界语半月刊《中国报导》,由叶籁士等人具体办刊,寄送到50多个国家,宣传中国的抗战。《中国报导》上刊登了国共两党要人的讲话,摘译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等等。

    这些工作使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抗战有了较多的了解,赢得了国际人士对我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

    1940年,国民政府将第三厅撤消,另行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主任委员一职仍由郭沫若担任。该委员会下设3个组,第一组从事国际问题研究,负责将研究成果和翻译资料编印成册,或在报刊上发表,并组织国际问题讲座;第二组从事文艺研究,主要是进行诗歌、美术、音乐、戏剧等方面的创作,举办各种文艺讲座,改良民间地方戏曲等,宣传抗日;第三组负责敌情研究,主要研究敌人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情况,并继续帮助“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开展工作,编印对敌宣传品散发各地。由文工会3个小组与第七处3个科室的工作对比可以看出,文工会的定位和性质与第七处有很大差别,由积极宣传抗战的斗争机构转成了侧重学术活动的研究机构,其地位大幅降低,作用显着削弱。

    虽然国民党规定文工会“只能做研究工作,不能从事对外政治活动”,然而,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具体领导下,共产党人还是充分利用文工会的合法地位,以文工会为据点,广泛团结爱国进步人士,尽量多做一些有利于抗战的工作。1945年4月,文化工作委员会又被国民党当局解散。

    第三厅还向前线大规模运送宣传品。周恩来领导的第三厅也担负起了为前线提供大量精神食粮的任务。战地文化服务处在全国建立了发行网,把大量的抗日宣传品及时输送到各个战区的部队中去。1938年7月份征集代发的书报杂志总数达50万份,到8月份骤增至500万份。三厅还编辑出版了供将领阅读的《前敌》周报,供士兵阅读的《士兵》周报。

    中共南方局外事组

    为了更好地在国统区开展统战和促进抗战的工作,争取更多力量支持抗战,1939年1月,中共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当年4月,南方局即设立了专门负责与驻渝境外机构和人员交往的机构:对外宣传小组。王炳南担任组长,陈家康任副组长,组员有乔冠华、龚澎、李少石、章文晋等人,每人都至少精通一门外语。1940年12月后,该小组改称外事组。组长仍为王炳南,副组长是陈家康和龚澎,组员有蒋金涛、罗清、李少石、章文晋、沈蓉等。在《新华日报》工作的章汉夫、乔冠华,在美国战时新闻处工作的孟用潜、刘尊祺、刘思慕等以及在“保卫中国同盟”工作的廖梦醒等同志也参与南方局的涉外工作。外事组直接领导人先后有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和王若飞。

    外事组的主要工作任务包括宣传、交友和了解国际形势,工作重点在于弄清美英的对华政策,各国在华人士的政治态度和动向,并设法影响各国对华政策,扩大国际统一战线。外事组的工作方式主要有3种:一是拜访、沟通和交友;二是利用国际宣传处这个平台,定人(龚澎)定时(每天下午14时)发布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最新消息;三是编印专门给包括驻渝外国记者、使馆人员和友好人士在内的外籍人员传阅的英文宣传册。宣传册系由《解放日报》以及边区报刊挑选的重要文章编译而成,对扩大外籍人士正确了解和认识我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控制区的抗战实情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央通讯社

    中央通讯社(以下简称“中央社”)是国民政府组建的新闻通讯机构,为全国性的通讯社,担负着直接向国内外各通讯社和报纸发送新闻稿的任务。

    1924年4月1日,中央社正式在广州成立,当时定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通讯社”。1926年3月15日国民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两广统一案,25日军事委员会发表通令,这些均通过中央社发出。从此以后,国民党中央党政所有的重要文告和各项消息,都必须交中央社发稿。当时,中央社除发电报外,每天也发两三次新闻稿,供各报刊使用。另外,中央社还将新闻稿寄往在欧洲设立的通讯社,转供海外中文报纸使用。同年9月,国民党中央常会决定中央社应向全国各地报社广泛供应新闻稿。

    1927年4月,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中央社总社也设在南京,5月6日开始在南京发稿。除总社外,中央社在国内各大埠皆设有分社,还先后与英国路透社、美国美联社、法国哈瓦斯社及德国海通社等外国各大通讯社订立了交换新闻的合同,并收回了这些外国通讯社在我国境内发布中文通讯稿的权利。

    1932年2月,因日军进攻上海,国民政府暂迁洛阳办公,中央社也设立洛阳办事处。5月,中央社改组,称为“中央通讯社”,由萧同兹任社长。

    萧同兹不懂新闻,但在新闻事业上颇有建树。他担任国民党中央社社长接近20年,改变了中央社的面貌,开创了中国现代新闻通讯事业。接任中央通讯社社长之时,萧同兹便显现出他与众不同的理念,且获得了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的全力支持,由此萧同兹便按他的既定原则开始了中央社历史上空前的改造与建设。1)首先致力于筹建现代化的通讯网络。他执掌中央社后,提出“全国七大都市电讯网计划”,一年之内,就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汉口、香港、西安七大都市设立起独立的都市无线电新闻通讯专用电台,及时、准确地沟通总社与分社、中央社与各报社、电台等媒体之间的联络,高效率传递新闻资讯。2)将中央社的服务推广到全国各地方报纸。大都市电讯网设立之后,萧同兹立即着手布置全国通讯网的建立,把首都发生的事在“同一天”传送到全国各地。从1933年到抗战爆发的1937年,中央社的国内分支机构已有了35处,除拉萨外,已遍及各个省区。3)收回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发行中文稿的权利,并开始向外国各大通讯社和国内英文报纸直接提供英文稿件。这样不仅实现了与外国通讯社交换英文稿的目标,而且打破了外国通讯社对国内外文报纸的新闻垄断。4)进一步指示要在世界每个重要都市派驻特派员。到抗战前夕,中央社已在香港、东京、日内瓦、新德里分别设立了分社或办事处,开始将触角伸向了世界。在萧同兹的主持下,经过短短5年多的经营,到抗战爆发前夕,中央社已经脱胎换骨,国家通讯社的雏形已经初现。

    抗战时期的中央社是我国最大的新闻机构。由于与英国路透社和美国合众社的新闻交换协定,中央社取得了两社在我国的中文及英文发稿权。重庆总社除发中文及英文新闻稿外,同时发行英文《中国半月刊》。后为争取宣传时效,迁往香港出版,销行欧美各国。

    中国海外通讯社

    中国海外通讯社成立于1939年12月,隶属于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它的前身为法国神甫杨安然任社长的“益世海外通讯社”。

    1939年,国际宣传处出资委托“益世海外通讯社”先后创办了法文月刊《中国通讯》和法文周刊。还在布鲁塞尔出版了法文月刊,由比利时神父柏立德博士主编。西欧战役前夕,因欧洲局势紧张停刊。中国海外通讯社成立以后,专门从事法文宣传品和刊物的编写出版工作。

    中国海外通讯社的主要业务有:1)航邮供应海外侨报的通讯稿;2)供应侨报纪念日特刊资料;3)供应漫画纸型;4)应侨报委托,特约专家撰述专题稿件;5)供应侨报所需要的参考书籍及资料。

    1943年,通讯社为了进一步加强与欧美教会的联系,利用他们的力量宣传中国抗战,以中国海外通讯社名义刊发了专为传教士阅读的英文刊物《中国通讯》。每周请一位天主教传教士对美广播,向美国主要天主教报刊寄送材料。

    美国新闻处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对日宣战,支持中国抗日,美国的通讯社和美国的新闻机构此时都很活跃。为了协调通讯事务,美国政府还建立了正式的新闻机构,即美国新闻处。

    美国新闻处隶属于美国国务院领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新设的新闻机关。其分支机构遍布于全世界所有的美国使领馆内,由美国对外宣传部和情报组领导。除了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宣传与鼓动,主要目的是对驻在国进行思想和文化渗透。当时,我国上海、重庆等大中城市都设有美国新闻处。驻渝美国新闻处设在美国驻重庆大使馆内,是驻华美国新闻处总办事处,业务归口管理部门为大使馆,负责人为费正清,秘书芭芭拉`斯蒂芬。美国新闻处工作人员既有美国政府派遣的,也有在我国境内雇佣的外国人和中国人,且雇佣人员占多数。比如1936年旅行来华的格拉姆`佩克,1940年应聘来渝供职于该处,写过多篇报道。

    除了重庆总办事处,昆明、成都、贵阳、西安等地还设有美国新闻处分处,其中以昆明和成都两处规模最大。分处下设中文部、画报部、摄影部、无线电部等若干部门,各司其职。中文部发行新闻稿(通讯);画报部从1942年起接办了《联合画报》周刊;摄影部负责编辑发行新闻照片(包括无线电传真);无线电部参加了当时中央广播电台的英文新闻广播,由美国新闻处派人播音,并收听日语广播。

    英国新闻处

    英国新闻处的规模比起美国新闻处小得多,人很少,活动范围也很有限。英国新闻处当时有英澳中三方人士在内工作,中方如周榆瑞等人。该处有人参加南岸中英美三方合办的“新闻宣传处”,用图片、幻灯等方式共同从事图片宣传工作。另外,英国新闻处还设有图书馆,可以借阅英国所出的战时宣传图书。英国新闻处属于英国宣传部。抗战胜利后,划归英国驻华大使馆。

    国外通讯社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在淞沪登陆,向我国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淞沪地区大举进攻,中国抗日战争全面开展。在淞沪作战期间,外国记者都集中在上海,利用租界进行着工作,直至上海沦陷。随着南京失守,国民政府的政治中心转移武汉。原集中在上海的外国通讯社和记者,纷做内迁准备。但跟随迁至武汉的为数不多。

    抗战初期,因交通仍然较为畅通,很多国际通讯社仍将工作据点设在香港,必要时才派工作人员飞往武汉作短暂采访。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同年11月20日,绝大多数国民党党、政、军各单位撤至重庆,重庆正式起到战时陪都的作用。因重庆地居边远,交通不便,各国记者随同西迁的只限于若干通讯社的代表。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席卷东南亚,各国的大量记者才陆续赶来重庆,使其成为采访亚洲陆地战场新闻的重要基地。中国战场此时已是世界战场的一部分,中国的抗战讯息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中国新闻的价值也随之提高,因此各国便纷纷派遣记者前来中国采访。美国为了利用中国战场拖住日军,也十分重视中国,美国的通讯社、摄影社以及报刊杂志皆积极派记者驻渝。

    1938年8月中旬,德国海通总社汉口分社社长艾格劳在重庆设立分支机构,名为“海通社重庆分社”。这是最早来到重庆的外国通讯社,并有常驻记者在渝。

    随着战局发展,1938年9月至10月,英国路透社,美国合众社、美联社,法国哈瓦斯社、法新社,前苏联塔斯社,德国德新社,美国《纽约时报》等驻汉口机构、人员,皆因武汉战局日益严峻而陆续迁来重庆。这些外国通讯社甫到重庆即与国宣处取得业务联系,并定期参加星期五下午由国宣处组织召开的新闻发布会。1941年底,常驻重庆的外国新闻机构17家,常驻记者18人;1942年8月,常驻外国记者31人,分别代表28家新闻机构。

    外国通讯社中,以英国的路透社资格最老,势力最大,其分支机构遍及全球。它在中国辖区内共设有7个分社: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汉口、重庆、香港。路透社每天向各地报纸供给新闻。

    抗战时期的塔斯社,无论在武汉或重庆,其规模都较大,阵容整齐。由于中苏有军事协作关系,前苏联在重庆还成立了军事顾问团,在塔斯社内还配备了一批战地记者。

    塔斯社在重庆时期的工作内容主要有四方面:(1)每天向总社发新闻电报,提供中国的消息,一般译成俄文,通过国际电台发出;(2)翻译中国报刊文章和通讯,用电报发出;(3)译发苏联总社的电报稿;(4)拍摄少量新闻照片。

    塔斯社与其他外国通讯社不同的是,他们对于中国群众的爱国运动、国共关系、游击战争、民主党派等更感兴趣。对中国官方发布的新闻,一般都照发。其总编罗果夫和其他前苏联记者时常到各战区和内地去采访,对新闻人物也不失时机进行访问。

    塔斯社还及时将重庆报纸中有关苏德战争中亲苏的消息和评论发回前苏联,以鼓舞前苏联人民的斗志。例如,1943年2月23日,《时事新报》发表了一篇评论《论苏军今后对德作战的战略方向》(作者宣谛之),歌颂前苏联红军大胜。塔斯社副社长诺米诺兹基在前苏联大使馆举行盛大的建军节招待会时,专门找到作者宣谛之表示感谢,说他的评论写得很好,支持了前苏联对德作战,塔斯社及时把文章发回莫斯科,全文刊登在了《红星报》上。

    由于前苏联在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所处的地位,前苏联记者在抗战中、后期和二次国共合作中,很受重视和欢迎,也得到了各方人士的热情支持。当时塔斯社在渝所接触的人当中,以进步、民主人士最多。

    塔斯社在中国发的消息,以反映前苏联国内政治经济情况的为多,有的是介绍民主阵营反法西斯斗争的,其他国家的新闻很少。

    外国新闻通讯社在中国发中文稿的不多,不少通讯社是和中央社签约,由中央社发中文稿。而塔斯社从上海到重庆,一直是直接译发中文新闻稿。这样做的好处是自己有主动权,内容多少及长短均不受外界限制,稿子可以更多在报刊上刊用。缺点是重庆以外的地方发不到。塔斯社的新闻稿,由莫斯科发来的是英文稿,发回去的是俄文稿,来回均通过国际电台传递,电报在送发之前要经过国宣处的检查。

    抗战时期的重庆少有法国记者出现。1944年底,法新社曾派来一名负责人卢庚,他是资深新闻工作者,原是哈瓦斯社驻上海的分社社长,老牌的中国通。这位比利时籍的首任法新社驻华分社负责人兼记者来到重庆便立即住进招待所开展工作。另外,《人道报》记者达纳和社长杜克洛也来过。有一次杜克洛亲自给《新蜀报》写了一篇短文,并签上自己的名字。《新蜀报》将文章翻译出来刊发,代替当天的一篇社论,而且把签名也印了出来。

    活跃于新闻界的外国通讯社还有:合众社、美联社、哈瓦斯社、法新社、德新社以及许多报社的派驻记者。有的是以作家身份到重庆参加记者行列的,如斯特朗、史沫特莱、苏霭思。国民政府的国宣处了解他们的背景,也让他们随同其他记者参加各种活动。此外,还有斯诺、爱泼斯坦、白修德、艾金森、艾力根、福尔曼等不少记者在重庆写了书。爱泼斯坦就写了《民主之战》和《中国未完成的革命》,前者在英国伦敦出版,后者在美国出版。

    那时驻华的外国通讯社,都是外国官办或官方支持的,尤其是英法两国。美国则不同,美国强调新闻自由,美国通讯社并不直接隶属于政府,而是属于大资本家、大财团。当时重庆还有一个外国记者俱乐部,拥有会员30多人,会长为《纽约时报》特派员艾金森。这个俱乐部常联合全体外国记者对国宣处提要求,对国民政府施加压力。

    外国记者发回其本国的中国抗战消息有两个来源,第一是国宣处每周举办一次的记者招待会上军事当局发言人的发言,第二是中央社的综合报道英文新闻稿。对于抗战中后期在重庆的外国记者来说,其主要任务是搜集中国的新闻向本国报道,而不是向中国报刊发布外国的消息。这些记者常常在他们的报纸上报道中国民众的苦难,例如南京惨案、中国民主势力的希望等真实消息,这都有力地帮助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

    2.时事新闻的翻译与传播

    重庆兴办报纸的历史不可谓短暂,早在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便有富顺县的宋育仁以督办矿务的职务驻重庆,与时人潘清荫倡办《渝报》(月报);次年,潘清荫在来龙巷创办《渝州新闻》(日报)。至1935年,虽历经波折,重庆仍有包括《商务报》、《新蜀报》在内的19种报纸。抗战期间,又新办一批,战区迁入一批,期间共有报纸138种。

    抗战时期,在时事新闻翻译与传播方面,重庆主要有以下4份报纸做出了重大建树。

    《中央日报》

    《中央日报》于1929年3月1日在南京正式创办,受国民党中央党部直接领导,是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到了1932年3月1日,《中央日报》开始实行社长制,与中央社同时成为独立经营的新闻单位。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央日报》先迁到长沙;1938年秋,因华南局势紧张,又于9月15日迁至重庆出版。

    《中央日报》刊登的国际新闻大多为“路透”或“合众”电头的稿件。1939年9月,英法两国为了将德国法西斯这股祸水东引,以牺牲捷克为代价,策划了《慕尼黑协定》。在这期间,《中央日报》就此刊发了一系列连续报道。在《慕尼黑协定》签订后,《中央日报》还发表短评《捷克的惨痛》,为捷克感到遗憾,同时还配发资料《少数民族在捷克》,及时且详尽地报道了这一事件。

    1940年,在蒋介石授意下,时任中央通讯社总编辑的陈博生出任《中央日报》社长。他担任社长期间,仅在1942年5月,就出版了数份特刊。例如,为宣传国民政府的《国家总动员法》,不仅特地编辑、出版《国家总动员法》纪念特刊,还在《中央副刊》安排发表了《英国总动员计划与军需工业统制》以及《定量分配之实施》等专论。在该报的“国际周观”等栏目,也时常出现署名“本报外交记者”的文章。

    《中央日报》社论基本上每日刊发一篇,对国际、国内局势,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政策和日本问题等方面都有涉及。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推进,《中央日报》的国际新闻栏目对欧洲战场及太平洋战场的报道比重日益增加,《增援澳洲,增援中国》和《北非肃清》之类的社评也时有所见。

    《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是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的机关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问世。同年10月25日,在武汉沦陷之际,《新华日报》仍坚持出版,当天早晨才撤退,但同日即又在重庆出刊。在汉口出版时,其方针即为“团结全国抗日力最,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发表正确救亡言论,讨论救亡实际问题,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为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新华日报》迁到重庆后,受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继续把此方针作为该报在整个抗战时期的中心任务。《新华日报》在大后方积极宣传抗日救亡,振奋民族精神,动员各界民众,报道了从前线将士到后方民众同仇敌忾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各种事迹。《新华日报》在创办之初,基本上每天刊发一篇社论。后来,将社论刊发的重点从数量转为质量,因此,具体刊发篇数不再固定不变,有时没有社论,有时一日两篇;文稿来源也不再限于国内,有时也原文转载别国报纸社论,其中以前苏联《真理报》社论居多。

    《新华日报》上发表的评论性文章篇目多,比重大,既有政治评论、经济评论、军事评论,也有文化评论和国际评论。

    《新华日报》拥有许多主题鲜明的评论栏目,其中国际述评相当有特色。该栏目的主笔是于怀(乔冠华),在1942年至1944年间,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60多篇国际时事评论,这些文章不仅对时局分析透彻,且充满激情,因而深受读者喜爱,在当时影响颇大。

    为了扩大报纸的读者面,增强抗日宣传效果,《新华日报》不断努力,改变了低文化程度读者无缘于大众媒介的现状,缓和了报纸与低文化程度读者的对立与冲突,让他们也能够拥有媒介资源,从而有效扩大了抗日宣传的效果。

    《大公报》

    《大公报》创刊号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创办人为英敛之。1936年,鉴于京津局势紧张,《大公报》开始向南发展,4月1日落户于上海望平街,创办上海版。津沪版同时发行,使《大公报》正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大报。

    “卢沟桥事变”后,天津、上海相继沦陷。《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抗日战争爆发后,重庆《大公报》于1938年12月1日创刊,发行量最高时达到10万份,政治上影响颇大,甚为中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喜爱。

    《大公报》是民族资本企业所办,其重要特色是“文人论政”。该报坚持客观主义和自由精神,素以“客观、公正”自居。早在1926年,该报即针对当时许多报纸依附党派、拿人钱财为人吹捧的弊端,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社训,决意在中国确立新的资产阶级办报方针。另一方面,报社领导层又都具有正统思想,坚持爱国主义不动摇,而且信奉“国家中心”。这种思想始终如一地体现在《大公报》的社评和报道中。

    《大公报》作为商业报纸,一定程度上贯彻了“四不”社训。1941年4月,《大公报》收到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来函,授予其密苏里新闻学院奖。密苏里新闻学院奖是新闻界内很高的荣誉,在此之前亚洲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时报》获得过这种殊荣。信中说:“《大公报》刊行悠久,代表中国报纸……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jié颃者。”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获得最佳报纸称号,故而当日重庆新闻界举行了隆重集会,以示庆贺。

    《大公报》有三大特色:社评、星期论文以及国内外特派员。

    社评是一张报纸表现政治立场的灵魂。《大公报》每日一篇社评,题材涉及国内外一切大事。随着当时战局的不断变化,《大公报》对欧洲战场和亚洲战场发表了大量分析战局的社评。这些社评受写作者认识的局限,也许有时难免为书生之见,却无一例外地洋溢着抗日爱国之心。

    《大公报》每逢星期日便约请社外名家撰述论文,在社评栏目刊发,此即为星期论文。报社此举主要是为了加强报纸与文化教育界的联系。每个周日,《大公报》专门聘请当时政坛和文坛的大家为其写作。他们所写文章既包括国家生存发展大计,也涉及百姓民生疾苦。

    此外,由于《大公报》人才众多,且拥有大量国内外特派员,因此其版面上的专电、特写、特派员通信较他报为多,其战地通信尤为出色。范长江、孟秋江、陆治等战地特派员都曾写下无数独具特色的文字。同时,《大公报》还把视角扩展到世界各地,在英国、美国、新加坡、印度、缅甸、日本等国都派驻了特派员。其中,肖乾和杨刚的英美通信,都博得了很多读者的好评。另外《大公报》非常注重国际舆论形势方面的报道,尤其关注英国的动态。《大公报》常驻英国的记者和特派员写下了许多有关国际战局的评论员文章,以及很多有关国外大事的通讯。该报还设置了“伦敦动态”栏目,每周一次刊发分析英国当前局势的文章。美国也是《大公报》重点关注的国家,在抗战后期,该报还专门设置了“华府一周”栏目,述评美国的内政外交。

    《时事新报》

    《时事新报》1907年创刊于上海。与《申报》和《新闻报》齐名,合称为上海三大报纸。抗战爆发不久,《时事新报》迁来重庆,并于1938年4月27日复刊。《时事新报》在渝刊行之初,即以报道经济讯息之优势站稳了脚跟。该报为孔系报纸,因此发表了很多宣传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的文章。另一方面,为了争取商业效益,满足读者要求,《时事新报》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民间立场,其总的办报思想也未偏离抗日救国这个中心。在当时重庆的民营报纸中,《时事新报》在声望和销路都仅次于《大公报》和《新民报》。

    《时事新报》在新闻报道方面有两个特色:1)在报社内设立电台,并派专人收听来自英、美等国的广播,随听随译,然后以“本报特讯”的形式发表,因此其国际新闻报道较他报为先。例如,1941年12月9日,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该报在收录到这条广播新闻后,立即出版号外,最先报道了这一事件;又如1942年1月,该报又首先获得美国将空运贵重战争物资援华的消息,并及时在《时事新报》上以头条刊出,重庆政界及报界为之轰动,读者更是争相传阅。传闻因中央社漏发如此重要的新闻,蒋介石看到这篇新闻后,还把中央社和中央日报的负责人找去训斥一顿。2)每周刊发《一周国内国际局势述要》,其内容在当时也是很受欢迎,颇为同行称道。

    3.电台的宣传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前,重庆地方新闻事业中并没有广播这一新兴媒体,到了抗战时期,重庆的广播事业则开始兴起并蓬勃发展起来。

    国民党的中央广播事业始创于1928年8月。截至抗战爆发为止,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管辖下有南京台、河北台、西安台、长沙台、福州台等;国民政府交通部管辖的有上海台、北平台、成都台等。除此以外,各省市地方政府和国民党地方党部还拥有一些广播电台,如浙江、山东、山西、江西、湖南、江苏、四川、云南等省政府创办的广播电台。因重庆当时不是省会城市,因而不具备开办广播电台的条件。抗日战争爆发后,重庆成为战时首都,国民政府所属的广播事业也迁往重庆,此时重庆的政治文化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高度重视广播电台及广播事业,动用官方和民间的力量,及时将大量先进设备和技术人员转移到了重庆,这不仅缩短了重庆与世界在新闻传播上的差距,巩固了重庆作为战时新闻中心的地位,而且为重庆的新闻事业在下一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一时期的重庆,有两大广播电台贡献卓着,其一为中央广播电台,其二为国际广播电台。

    1928年,国民党在南京成立中央广播电台,全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广播无线电台。1937年11月23日,中央广播电台停止播音,开始拆迁西移。1938年3月10日,中央广播电台在重庆恢复播音。此后,国民党当局开始注重发展西南、西北地区的广播事业。

    1939年2月6日,国民党当局在重庆建立的中央短波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到了1940年1月,该电台开始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管辖,更名为国际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用10多种语言对外广播,每天播音10多个小时,以新闻和时事述评为主,几乎全部采用中央通讯社的电讯稿和《中央日报》的新闻评论,以及国宣处和美国新闻处提供的稿件。此外,国际电台每天晚上都要转播中央电台国语新闻节目30分钟,而国际电台每天21时的英语新闻节目,也要求国内各地的广播电台转播。

    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主要分为三大项:一是通常性质的节目,以粉碎日本侵略者的痴心妄想,宣传和平国策以及国民党的主义为主旨,计有演讲、新闻、战讯、时评以及音乐等。二是战时需要的节目,有广播信箱,中美人士均可利用该台做简单通讯,由美方收听抄录送达;有杂志论文,由在渝外国记者等就时事以及地方背景所作报道,由美方收听后再在杂志上刊载;有密码广播,包括外交部对国外的指示,在该台用密码发射,供国外党部以及使馆收听;有乡情报告,由该台用粤语报告各地乡情,慰侨胞思家之念;有对远东盟军的广播,由驻华美国军部以及大使馆在该台播送新闻、音乐剧等,供各地盟军收听。三为特约广播,因敌方干扰太甚,该台节目有时美国民众不容易接收到,故特约美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广播网及广播电台用精良机件代为收转,以期收到最大效果。后来为了提高业务能力,完善播送系统,国际广播电台还添置了两万瓦特电力的短波广播机两座,以期同时用数种不同的波长播送,让听众可以选择收听。

    在整个抗战时期,重庆的中央和国际两台都举办过不少广播讲演节目,邀请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代表、抗日将领、爱国人士和国际友人等向国内外发表广播演讲,号召国内广大同胞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在国际宣传方面,驻重庆的英美广播公司的记者自行编排节目,利用国际台向本国播出,从而扩大了中国抗日斗争在国际上的影响。比如每晚都有对美国广播的英语记录节目一到两个小时,由旧金山专门机构收录转播,宋氏三姐妹对美国的广播讲话,也促进了美国对中国抗日的了解,对美国援助中国抗日起了一定作用。国际台还和前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互相举办专题音乐节目,增进了中苏两国的友好关系。同时,日本反战同盟的有关人士也在重庆广播电台发表演说,劝说日本人民反抗侵略战争,针对日本广播对中国的造谣和污蔑进行反驳和揭露。以中央台为代表的国民党电台进行的爱国抗日广播,在大后方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在争取世界舆论同情、报道战况方面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在抗日的非常时期,广播作为一种及时和直接的传播工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广播的巨大作用,增加了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各国的了解和交流。总的来说,由于重庆在抗战时期的特殊地位,使得广播这一宣传工具在重庆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机会,对于进行抗战宣传,鼓舞人心,坚定民众抗战必胜信念起到了很大作用。广播的传播速度更快,比报纸等宣传范围更广,国民党甚至还规定地方电台必须转播中央电台的新闻节目,这还促使了国语的统一。此外,由于国际广播电台通过电波广达全球,影响甚广,对于争取国际舆论,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中央电台和国际电台的各类新闻节目中,主要是采用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稿和中央日报上刊载的新闻。国际广播电台的对外广播,除设有几个英语、泰语、缅语播音员外,其余皆系国宣处人员和各国驻华记者到国际广播电台进行自编自播。如当时的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哥伦比亚广播组织(CBS)、互通广播组织(MBC),及英国大英广播公司(BBC)等组织的外国记者,经过国宣处介绍,就可以到国际广播电台直接播出自己的节目(通过该国电台定时转播)。此外,国际电台每晚还有对美国广播的一至二小时英语纪录节目,由旧金山收录转播。

    值得称道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和国际广播电台,在节目安排上兼顾知识性、宣教性和服务性的同时,还充分考虑到各界受众、各党派人士和国际友人的广泛参与性。

    当时,两大官方广播电台不仅经常邀请国民政府党政要员到台里进行时事播讲,而且还经常邀请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各界民众团体的知名人士,作家、艺术家和诗人,以及盟国的军政人物,各国驻华使节,来访友人和外国新闻记者,充分给他们提供讲坛,向海内外发表抗日演讲和反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文化主张。仅从1939年到1943年,先后被邀请到广播电台进行播讲的国民党领袖及军政要员就有蒋介石、林森、宋美龄、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于右任、陈立夫、孙科等人;共产党领袖人物及高级干部就有周恩来、彭德怀、吴玉章、邓颖超等人;左翼政治人物和着名文化人就有郭沫若、黄炎培、黄琪翔、张伯苓、李德全、沈钧儒、宋庆龄等人;盟国军政要员和驻华使节多人,以及日本着名反战人士绿川英子和鹿地亘等人。1942年6月1日,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应美国陆军部之邀,为美国陆军纪念日作特别广播演讲。蒋介石在这次广播演讲中,向国际社会全面介绍了中国抗战情况,呼吁美国加速以军备援华。同过去一样,宋美龄以英语译播,并随后以个人名义作简短讲话。为表示友好,还邀请在华美军人员参加广播。美方安排NBC在特别节目中向全美转播,收听者甚众。很快,美国民众的来信雪片一样飞向重庆。由于这一次“特别广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更加激发了演讲者和听众的热情。于是,仅隔了不到半个月,即同年6月13日深夜,宋美龄以流利的英语又作了一次特别广播。宋美龄在这次播讲中,批评当年列强坐视日本侵略中国以至酿成全球性灾难,强调中国抗战对反法西斯盟国的伟大意义,要求美国军事援华。

    由此可见,国民党的两大官方广播电台在宣传抗日,促进中外合作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4.“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宣传活动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由鹿地亘组织成立。鹿地亘,本名濑口贡,1903年5月生于日本大分县,1982年7月病逝于东京。他是日本共产党员,中国近代政治和中国文学研究家,抗战时期着名的反战运动领导人。1936年1月,他与妻子池田幸子一道逃亡到中国上海;1938年受郭沫若之聘从香港转赴武汉,在第三厅第七处担任设计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对日反战宣传(1940年底,在“文工会”担任设计委员会名誉委员)。在第三厅支持下,1938年12月23日,他在桂林组织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有盟员10人。其纲领是:恢复日本人民的幸福,巩固世界和平;任务是:一方面攻击日本侵略者的军队,一方面诱导日本士兵到反侵略的阵营里来。1940年,鹿地亘根据前线反战事迹编导了日语话剧《三兄弟》,由盟员担任演员,3月8日在桂林向中国公众公演,并先后前往柳州、重庆等地巡回演出宣传。夏衍将全剧译成中文,在《救亡日报》桂林版连载,在抗战大后方引起轰动。《救亡日报》、《新华日报》均载文介绍剧情和演出盛况。在桂林演出期间,西南支部共募集资金9487元,创下桂林话剧演出票房最高记录,他们将50%收入捐赠给前线作战将士。

    1940年7月20日,举行“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全称“在华日人反战革命同盟会”)总部成立大会,会上举行了日俘解放仪式。大会通过成立宣言及反战同盟工作方针,鹿地亘当选为反战同盟总部会长。该总部有正式盟员21人,大部分为日军士兵,部分是日本侨民。其中有两名日本妇女:浅野公子,原为杭州女招待;冈村利子,原为商人。其后,反战同盟重庆总部到一战区建立了洛阳支部。该盟组织了前线工作队,负责前线对日火线播音,开展反战宣传。1940年9月,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全体成员由重庆开赴广东前线开展工作;总部则组成11人的前线工作队,开赴湖北宜昌前线工作。而留在重庆总部的盟员也定期开展反战宣传工作,每周都向前线和日本国内播音一次。宣传内容不仅包括揭露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本质和非正义性,还包括鼓励下级士兵反对体罚、虐待并维权的文字,有效地动摇了日本侵略者的军心,瓦解了侵华日军的斗志,激发了侵华日军队伍中的反战和厌战情绪,壮大了在华日本人民的反战力量。

    然而,1941年8月,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下令解散“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盟员被强迫送回贵州日俘收容所。在困苦的环境中,鹿地亘坚持斗争,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后经郭沫若的要求,国民党政府同意慰留鹿地亘夫妇,在政治部内设立“鹿地亘研究室”,专门从事敌情研究工作。后来,鹿地亘夫妇与文化工作研究会第三组,即敌情研究组合作,编辑、出版了《鹿地研究室报》和大量的《敌情研究》、《敌情参考资料》等专刊,供对敌宣传使用,为中国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反战研究成果。

    1941年底,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等国为了东南亚战场对敌宣传的需要,开始重视鹿地亘的工作成果和反战同盟的作用。1942年10月,美国驻华大使请鹿地亘担任《日本新闻》编辑顾问。受此影响,第二年10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国缅甸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等,也先后聘鹿地亘为顾问。鹿地亘要求增加“鹿地研究室”的人员,国民党同意他去镇远第二俘虏收容所,在原反战同盟干部中选调人员。1943年12月,鹿地亘到镇远第二俘虏收容所,会见了所内全体日本人。鹿地亘向他们介绍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形势,与盟员们深入交换意见,确定了今后的工作方针和方法。鹿地亘从此又合法地开始与同盟盟员的联系,恢复对反战活动的指导,使反战同盟组织在困境中仍不断扩大。到1944年初盟员已发展到150余名。

    5.新闻翻译与传播效果

    传媒心理学认为,在受众特质一定的情况下,大众传媒传播效果的获取,主要取决于信息来源、传播的内容与形式以及传播环境,尤其是取决于信息传播者和传播源的特点。传播者的地位、外在形象和口碑等,传播源的信誉与规模等,都对受众态度的改变和传播效果的取得起到重要作用。抗战时期的重庆,聚集了大批国内外官方新闻机构、大型传媒机构和知名媒体记者,三者共同形成了权威、可靠、可信的传播队伍。加之国共双方对抗战新闻翻译与传播的推动作用,以及其他地方大批新闻出版单位、媒体机构和人员进驻重庆的规模效应,共同促使重庆新闻抗战队伍壮大起来,声势浩大起来,局面也繁荣起来。传播源和传播者的可信性和持续作为,势必促使重庆新闻抗战的效果明显起来。概括而言,重庆新闻翻译与传播在促进国内外反法西斯战争认知、推动国内外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发展以及争取国际社会对我国抗战的支持与援助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抗战初期时期的重庆,由于教育程度和知识层次的限制,广大工农群众普遍无法直接阅读报刊,难以书面获取信息,因此,重庆新闻界的工作成果即报刊只能为社会“精英”阶层所接受和使用,广大工农群众则通过其他渠道和方式获取国内各地的抗战信息。加之国民党执政当局对新闻采访范围加以限制,中央社通讯稿件为广大媒体通用,因此,报刊上所登载的国内抗战新闻信息量有限,不仅国内民众当时对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地反法西斯战争认识不多,国外社会各界对我国正在发生的抗日战争也所知无几。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让国内外人民了解并正确认识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就需要新闻翻译发挥积极作用。例如,1940年8月,德国法西斯的战机狂轰滥炸英国时,原本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屑一顾的丘吉尔发出了“效法中国”的口号,激励英国人反抗侵略;1941年,德国法西斯攻至前苏联首都莫斯科城下时,斯大林也向苏联人发出“效法中国”的口号。两国领导人都未曾在战时到访中国,他们能够认可中国抗战并向本国人民发出“效法中国”的口号,正是因为我国抗战新闻翻译与传播活动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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