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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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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翻译与传播的指导思想_抗战时期重庆翻译研究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使我国当时面临的社会矛盾急剧转化为中日矛盾;外敌入侵,必须全民族一致对外抗日。作为执政当局,为了动员民众,国民政府必须重视并加强新闻宣传。尤其是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国民政府必须出台相应政策,鼓励各种背景的各种力量和广大民众团结一心,争取形成国内最广泛的抗日爱国统一阵线,全球大规模的反法西斯统一阵线,早日取得抗战胜利。

    (1)政策准备

    国民政府的抗战新闻宣传包括政策和行动两个方面。其政策准备从无到有,由弱至强,经历了较长一段时期的过渡,留下了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第一个是1935年,第二个为1938年。

    1935年11月12日~23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大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会上就对外关系作报告,提出“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其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深信此必为本党救国建国唯一之大方针也”。1935年12月10日,国民政府以蒋介石报告精神为指导,通令全国“切实保障正当舆论以崇法制而重民意”,以鼓励舆论界团结抗日。这表明国民党的新闻宣传政策开始有所转变,抗日宣传政策开始萌芽。因此,客观而言,此一转变对我国新闻抗日具有极其重要的正面作用,值得肯定。因此,1935年是国民政府抗日新闻政策准备过程中的第一个重要时间节点。

    此后一年多,国民政府的新闻政策逐步转向团结抗日。至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明确提出“帝国主义者凭藉不平等条约,在我国内散播之恶意宣传,全国报业应基于国家立场,联合树立新闻上之国防以制止之”。蒋介石宣布改善管理新闻出版的办法,进一步辅助言论出版事业发展,使言论界在不违背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得到机会,充分发挥贡献。这一积极变化,对于促进我国新闻抗日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

    卢沟桥事变拉开了我国全面抗战的序幕,抗战形势越发严峻。调动一切爱国力量、动员全民团结抗日势在必行。在此背景下,1938年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武昌召开,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规定“己、民众运动:(二十六)在抗战期间,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这是国民党当局新闻政策朝着积极方面转变的重要标志,对充分调动舆论力量、促进新闻抗日具有积极作用。根据该《纲领》中确定的这一原则,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大会(当年10月28日于重庆召开)在11月3日通过了《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大会拥护抗战建国纲领确立战时新闻政策促进新闻事业发展决议案》,围绕激励抗战士气、推进抗战建国确立了军事、政治、经济建设、外交及国际、教育及民众运动等内容的新闻报道原则,围绕改善新闻检查制度、扩充全国通讯广播事业、辅助全国新闻事业、加强国际宣传力量确定了新闻机构调整要点,并围绕政府应保障新闻工作者权益、支持新闻采访工作等确定增进新闻工作记者之工作效能的实施办法。该套新闻政策切实贯彻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确立的新闻宣传原则,对改善新闻传播环境、促进我国尤其是重庆抗战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与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所以,1938年是国民政府抗日新闻政策准备过程中的第二个重要时间节点。

    1939年1月27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改进国际宣传实施方案》。1月29日又通过《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确定今后的党务发展应特别注重于海外,“而于宣传方面尤应特别注意”。至此,国民政府的抗日新闻政策构建完成。

    (2)行动落实

    自1935年开始,国民政府的新闻政策开始转变,抗日新闻政策开始萌芽。然而,从实际应对角度视之,抗战爆发以前,其抗日宣传既未切实做好准备,也未真正落到实处,因而还远远不够。

    即便我国开始全面抗战,国民政府在新闻宣传方面有组织的实际应对也并非始自第一时间,而是经历了近两个月时间的过渡,以及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无作为到有作为的转变。尤其是成系统、有组织的对外抗战宣传,直至1937年9月才开始落实。因此,国民党当局在抗战初期新闻抗日政策的行动落实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一是无明确指导思想的个人行为阶段,二是有具体指导思想的组织行为阶段。

    第一阶段为期较短,只有短短两周,其显着特点是缺乏系统的组织行为,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多属个人即兴之举。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在外交和新闻两条渠道做出了反应:外交渠道,主要是与前苏联、法国、美国、英国、德国等大国密集沟通,说明真相;新闻渠道,主要是党政军各方先后在国内外或召开记者招待会,或约见记者,或接受采访,或书面谈话,或发表通电,介绍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表达我国抗战救亡的决心。1937年7月8日,即卢沟桥事变发生次日,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向记者宣布了下达给卢沟桥官兵的誓死抵抗命令。12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公布真相,揭露日方以和谈为掩护、蓄意扩大战争的阴谋,陈述我国和平解决争端的意愿,要求日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如约即日撤兵。13日,孔祥熙在美接见美国新闻记者发表谈话,声明战争责任在于日方,表达和平解决问题之意。14日,孔祥熙离开纽约赴英国,并就卢沟桥事件发表声明。15日,国民政府驳斥日本陆军省就卢沟桥事变所发布的挑拨国民政府军队各派系关系的谬论。16日,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向哈瓦斯社记者发表长篇谈话,声明中国政府不予承认华北地方当局擅自与日方缔结的一切协定。17日,国民政府海军部长陈绍宽自柏林发出通电,欲率海军人员回国待命(次日返程)。19日,二十九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由天津抵北平,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表明早日解决卢沟桥事变的愿望;驻日大使许世英抵日本神户,对记者发表谈话,申述我国政府解决卢沟桥事变的两大方针,一不扩大事件,二以外交交涉解决事件;孔祥熙抵达伦敦,对卢沟桥事变发表谈话,表达以最大克制寻求和平解决问题的愿望。20日,宋哲元对报界发表书面谈话,表露合法合理解决问题的心愿,并希望各界不要相信谣言,“静听国家解决”;李宗仁、白崇禧和黄旭初通电全国,坚决拥护蒋介石17日谈话,促和平而不畏战。21日,冯玉祥对中央社记者谈话,揭穿卢沟桥事变系日方一手炮制的本相,呼吁全国人民精诚团结,在政府统一领导下共同奋斗。

    两周之后,国民政府接受了德国军事总顾问法肯森豪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刘光提出的建议,切实采取措施,向国际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揭露日本制造的“中日冲突责任在中方”的谬论,以正视听;呼吁正义,申请反制;展示决心,显示力量;赢得同情,争取支持。

    1937年7月22日晚9时,国民政府军政部组织召开卢沟桥事变第12次会议,部长何应钦听取了刘光的相关报告,当即指示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徐祖贻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洽商,每晚增加对国际广播,与日方对抗。当年8月16日的国防最高会议上,蒋介石提议扩充军事委员会编制,下设第一至第六部等部门。其中,第五部掌管国际宣传,部长为陈公博,副部长为谷正纲和董显光。9月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设第五部,负责筹划对外宣传工作。11月,第五部撤销,另外成立国际宣传处(简称“国宣处”),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宣传部,负责国民政府的对外新闻宣传工作。自12月1日起,该处即定期举办外国记者新闻会议。1938年2月,该处又改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但编制及规模等仍依循军事委员会的标准,工作人员享受军人待遇,经费亦由军委会款项下拨出。此后,国民政府陆续在各方面采取行动,如官媒动员、电台组建、新闻发布、舆论引导等,给对外新闻翻译与传播活动提供了便利和支持,有效推动了我国抗战新闻的翻译与传播。

    1939年3月,国民党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负责通盘筹划与指导国际宣传事宜。但具体的对外宣传工作仍由国际宣传处负责。

    这些举措的开展,彻底改变了国民党当局此前单纯澄清事实、纯粹表达善意、个人即兴发挥的做法,切实进入了新闻抗日行动落实的第二阶段,新闻抗日开始真正发挥作用。

    2.新闻翻译与传播的指导思想

    (1)新闻翻译与传播指导思想的形成与演变

    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国民政府经过短暂的准备,开始有组织、成系统地对内、对外落实新闻抗战政策:对外方面,不仅积极发布抗战新闻,而且在美、英诸国设立新闻宣传机构,聘请当地有影响的人物、利用当地有影响的媒体开展隐蔽宣传;对内而言,不仅稍微放松原本铁幕一般的出版物管制,公开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全国合法性,而且出台鼓励抗战舆论包括鼓励新闻翻译与传播的政策和文件,并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和实施平台,主动发布抗战新闻,引导抗战舆论。其抗战新闻翻译与传播的指导思想也在高层官员的讲话、国民政府的会议文件和法条法规中逐步形成。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局的变化,抗战新闻翻译与传播的指导思想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抗战中后期,西南重庆相对平静的环境中,其抗战思想与前期出现较大转变,国外国内新闻宣传呈现较大差异:一方面在国外加大抗战宣传力度,促使对外新闻翻译与传播取得很大成效;另一方面,在国内加强了新闻舆论的控制。在国外是以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引发的太平洋战争为分界线。在国内则是以1939年5月前后国民政府通过一系列加强舆论控制的法令法规为分水岭。

    (2)对外新闻翻译与传播指导思想

    全面抗战开始之后,国民政府很快便利用多种渠道,采取多种措施,向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各界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性质,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初始时,由于外界环境不利,国民政府多有顾虑。后来,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式发生急剧变化,美英等国家对我国抗日战争抱以支持态度,国民政府的对外新闻翻译与传播也开始放开手脚,开展得有声有色,为我国树立积极抗战的形象、争取国际社会的援助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因此,国民政府对外新闻翻译与传播过程以太平洋战争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对外新闻翻译与传播的目的发生了变化,因而其指导思想也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契机,发生了较大转变。

    ①太平洋战争爆发前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为国民政府对外新闻翻译与传播的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国际社会对我国抗日战争的态度较为复杂,大体分为同情与支持、中立与调节、漠然与压制等3种。同情和支持我国抗战的主要是前苏联,而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则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日绥靖,声称中立,只愿意居中调停,而不愿意公开谴责和压制日方,因而忌讳我国对其开展抗日宣传。德国政府还是日本法西斯势力的盟友,甚至于连居中调停的意愿都比较淡薄。在此情况下,为了避免给各国造成“宣传”的印象,国民政府对外新闻翻译与传播活动不得不有所顾忌,不得不注意策略,尽力避免大张旗鼓地公开进行;其主要目的仅在于向国际社会揭露中日战争系由日本主动挑起的真相,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援,利于我国在抗日战争中“苦撑”以待时变。主要目标确定为美国,意在争取美国政府及美国公众对我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援。为此,其对外新闻翻译与传播“注重于明是非辨利害,俾中立诸强国断然下排击侵略者之决心”。相应地,其对外新闻翻译与传播的指导思想便比较保守,可以概括为4点:一是精选对象,重点宣传;二是隐蔽行事,以民代官;三是塑造形象,赢得尊重;四是相机争取,获得支持。

    所谓“精选对象,重点宣传”,是指宣传对象的选择经过深思熟虑,并非满世界到处用力,或者率性而为,而是突出重点,专注于欧美有影响力且在华有较多利益的大国及其殖民地、紧邻大国的国家和地区、华人聚居较多的东南亚以及战争策源地日本本土,想方设法传递我国抗战信息,以便最有效地取得预想的传播效果。因此,无论是宣传所用语种的选择,还是境外宣传机构的布点,都突出反映了这一点。由于前苏联、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荷兰、美国是当时世界大国,印度是英国在南亚的殖民地,澳大利亚是英联邦国家,墨西哥和加拿大是美国仅有的两个陆上邻国,所以,国民政府的抗战新闻翻译与传播便使用了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荷兰语甚至丹麦语等欧美主要语言,马来语、泰语、缅甸语等东南亚语言,以及战争策源地日本所使用的日语。在我国境内外广为传播的广播电台与印刷品,都尽量使用多种语言,以扩大传播效果。我国在境外开设了多处宣传机构,或者遣送特派员。比如国际宣传处设有香港、伦敦、纽约、日内瓦、柏林、莫斯科6个分支机构;其办事处先设在新加坡、仰光,后又有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继而有华盛顿、蒙特利尔、伦敦、墨西哥城、悉尼和巴黎,并在美国西海岸城市文图拉设有短波无线电接收点;国际宣传处还在美国纽约组织成立了中国新闻社,并在美国多座城市设有分社;中央社在新加坡、马德里设有分社,在伦敦、华盛顿、纽约、日内瓦、莫斯科等地安排了特派员。国际宣传处编写的英文刊物《英文新闻》日刊发行至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蒙特利尔、墨尔本、悉尼等地,周刊发行至伦敦和加尔各答。

    所谓“隐蔽行事,以民代官”,一方面是指国民政府在境外设立的抗战新闻宣传机构隐身幕后,更多地借助于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媒体人员和机构以民间面目、“自己人”的身份和渠道传播我国抗战新闻,影响当地社会各界;另一方面是指我国境内对外新闻翻译和传播活动注意更多利用外国驻华新闻从业人员向其所服务的境外新闻机构发布消息,以及完全依靠个人力量、独立为我国从事新闻宣传且直接受命于国宣处本部的“别动队”,同样以“自己人”的身份和渠道为我国抗战新闻翻译与传播服务。当时,国际舆论环境不利于我国,西方各大国不希望我国在其境内公开从事宣传。为此,董显光负责制定以“不露痕迹”的方式“利用外国人在各国推进宣传”的方针,并充分利用了自己在美国求学期间结下的人际关系,较好地开展了抗战外宣工作。

    所谓“塑造形象,赢得尊重”,是指国民政府为了获得世界主要国家政府和民众对我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赢得外界对国民政府以及中国人民的尊重,在对外宣传时注意宣传策略和宣传艺术,努力塑造国民政府致力于和平解决中日问题、坚持卫国不动摇、持久抗战不退缩的良好形象,既爱好和平又不惧战争,既饱受委屈又有礼有节。为此,国民政府在具体宣传时,对稿件严格把关,确保外宣作品说好不说坏,说和不说战,说进不说退,说勇不说怯。

    所谓“相机争取,获得支持”,则是指对外新闻传播在服从主要宣传目的的同时,根据各方面情况随时调整策略,抓住有利时机,争取获得新闻传播对象国家和地区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部门对我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甚至获得军事、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援助,帮助我国顺利度过抗战“苦撑”的不利局面。

    尽管抗战初期的国际环境不便于国民政府开展对外宣传,不利于其开展声势浩大的新闻抗战活动,但巧妙的新闻翻译与传播指导思想得到了认真贯彻,因而较好地克服了困难,有效地宣传了我国抗战情况,促进了国际社会对我国抗战态度的积极转变,为抗战后期积极活跃的对外新闻翻译与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8日,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一起对美英两国宣战,中国、美国、英国等也对以日、德、意三国为首的轴心国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9日,中国成为同盟国一员,与美、英、法等国同在一个阵营。此时,投身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美、英等国不再忌讳反战宣传,也不再忌讳我国抗战宣传,从而给国民政府对外新闻翻译与传播提供了极大便利。由此,国民政府对外新闻翻译与传播进入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其对外新闻宣传的目的主要是争取获得同盟国平等对待,提高并稳固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以及要求美、英等国调整“先欧后亚”、“先德后日”的战略步骤,同时关注亚洲战局,并给予中国抗战必要的支持。

    与第一个时期相比,国民政府在这一时期的对外新闻宣传指导思想发生了显着变化,彻底舍弃了保守一面,明显活跃起来。概括起来,其要点有五:一是公开宣传,官民结合;二是扩大范围,争取援助;三是中外合作,加强策应;四是多管齐下,饱和宣传;五是强化形象,提高地位。

    第一,公开宣传,官民结合。由于欧美反法西斯战争参加国本身也有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争取战争胜利等考虑,非但不再忌讳反战新闻宣传,而且鼓励反法西斯宣传,因此,国民政府无需再有顾虑,可以调动一切资源、采取一切形式,在欧美同盟国大张旗鼓地开展我国抗战宣传,向外界传递我国抗战消息。不仅其在境外设立的官方机构从幕后走向前台,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对驻地国家或地区的宣传,而且继续充分调动当地新闻资源,包括聘用当地媒体人员,使用当地新闻机构,借助当地传播平台等,想方设法加强宣传。此外,我国许多知名人士如宋美龄等,也往往经由民间渠道或以个人身份积极投身于对外新闻宣传。1942年11月27日,宋美龄由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陪同赴美,直至1943年7月4日回国。在美国期间,宋美龄四处奔走,调动各方资源,开展各种活动,并应邀赴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对促进美国社会各界了解我国抗战、争取美国社会各界对我国提供更多援助、推动美国国会废除《排华法案》、促使美国政府转变“先欧后亚”、“先德后日”的战略安排、提高我国国际地位等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二,扩大范围,争取援助。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怀有“苦撑待变”的想法。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我国抗战已经“苦撑”4年多,各方面消耗极大,此时国民政府急切“待变”,期待各大国提供各种支持和援助。为此,国民政府广布国际宣传网,不仅继续把美国作为我国抗战宣传的重点对象,而且扩大了重点宣传对象范围,适度加强了对英、法诸国的新闻翻译与传播,希望能够得到各大国的援助,尤其是军事物资援助。

    第三,中外合作,加强策应。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我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独特重要性越发显现,我国抗战新闻的传播价值和社会价值也明显增强,由此也突出了重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新闻舆论传播中的重要性,因而重庆一时间吸引了大量国外新闻机构以及新闻从业人员。国民政府在我国抗战新闻翻译与传播工作中比较注意充分利用这一便利条件,在凭借自己的力量向外发布抗战新闻的同时,也通过这些境外媒体实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新闻的双向传递:一方面拓宽对外传递我国抗战消息的渠道,另一方面也及时获知世界各地反法西斯战争动态以及国际社会对我国抗战新闻的反应与动态。1941年底,董显光与国际宣传处处长曾虚白等人积极奔走,促成由中、美、英、印、澳等国参加的“反侵略国家联合宣传委员会”,由董显光代行主席之职,从而极大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宣传的联合。加之国民政府在境外借助于驻地国家和地区新闻媒体力量,因而形成了中外合作互动、彼此宣传策应的有利局面。

    第四,多管齐下,饱和宣传。国民政府对外新闻翻译与传播不仅仅借助于广播电台和报刊等常规平台,而是多种形式齐上阵,包括举办新闻发布会、派送宣传册、编印图书、展示新闻图片、放映新闻电影等,力争实现饱和宣传。这种全方位、立体化、持续性的对外宣传,将我国抗战信息迅速而又密集地传向四面八方,有效增强了宣传效果。

    第五,强化形象,提高地位。第二个时期,国民政府对外新闻翻译与传播固然把争取外援作为重点考虑,同时也有很强的政治意图。一方面,就当下而言,争取赢得同盟国平等对待,便于与反法西斯各大国加强协调;另一方面,就未来而言,提高并稳固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为其在战后国际体系中谋求有利形式。为此,第二个时期的对外新闻翻译与传播必须继续巩固并不断强化第一个时期向国际社会塑造的国民政府的良好形象。以此为指导,国民政府主动利用各种平台对外发布经过严格审核的新闻稿,并协助外国记者工作。但与此同时,也着力加强了外发稿件的审查,有时甚至直接与外国有关机构交涉,不允许发表有损其形象的稿件。

    (3)对国民政府抗战新闻翻译与传播指导思想的辩证认识

    在抗战初期出于抗日图存、鼓励抗战的需要,国民政府积极鼓励新闻翻译与传播,给抗战初期的新闻翻译与传播营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有益于抗战动员。比如1938年4月1日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在积极推行党化治国思想的同时,也允诺保障出版活动顺利开展。但随着时局的发展,新闻舆论和书刊出版的百花齐放可能会危及统治的“危机意识”逐渐增强,政府加强了新闻管制,出台了强化舆论管制的政策与法规,反映出国民政府抗战新闻翻译与传播指导思想中存在的不合理、非理性等问题。另一方面,国民政府的抗战新闻翻译与传播指导思想也存在内外有别、前后不一的问题。

    国民政府始终把寻求舆论一律作为执政期间的舆论指导思想。为此,政府在多个层面着力,严防一切不利于抗战的舆论,惩治发表和散布“违法”舆论的媒体和人员;包括指导思想体系构建,法律法规体系的制定,书刊审查制度的执行,事后追惩制度的实施。为此,国民政府围绕三民主义精心构建了一整套舆论指导思想体系,把三民主义作为衡量一切思想意识正确与否的标准。一方面,蒋介石在不同场合的各种讲话中传达思想、阐释要义;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各种文件中不断延伸和完善主导思想,尤其是1943年3月出版由蒋介石授意、蒋介石署名、陶希圣捉刀代笔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从理论上完备了国民党政治的思想体系,“思想统治”意识构成了国民政府新闻翻译与传播的根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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