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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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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_抗战时期重庆翻译研究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决定西迁重庆;当年12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在重庆开始办公。国民政府及各大机构西迁,使战时重庆成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变成我国抗日战争的官方决策和指挥中枢。随着国民政府和文化界的大规模西迁,重庆成为了我国战时四大文化中心之一。而在新闻出版界,具有全国影响的新闻机构和媒体人员也陆续逐步汇聚于山城。一时间,重庆成为战时新闻舆论的传播中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方面,重庆新闻出版界在向外报道我国抗战的同时,也注意向内介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动态,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新闻出版与我国抗战新闻出版融合在一起;另一方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客观需要,以及我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独特重要性,也突出了重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新闻舆论传播中的重要性。由此,重庆成为了二战时期亚洲陆地战场的新闻中心,极大地提升了重庆在世界上的地位。

    2.新闻翻译与传播事业的繁荣

    抗战时期重庆新闻翻译与传播事业的发展与繁荣,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一、新闻翻译与传播主体的确立,二、新闻翻译与传播载体的多样性,三、新闻翻译与传播效果的及时有效性,四、新闻翻译与传播人才培养的发展。

    根据规模,新闻出版界与文化界西迁行动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战争开始不久,有两个小高潮:一个小高潮出现在南京国民政府西迁前后,沿海地区许多大城市的报社大举迁移,其中包括《大公报》、《新民报》、《南京晚报》、《中央日报》、《扫荡报》、《时事新报》、英文《自由西报》、《新华日报》、《益世报》等报纸的出版单位;另一个小高潮出现在1938年10月左右,随着武汉保卫战失利,我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原驻武汉的新闻与文化机构大规模西移,其中有许多机构都溯江而上,迁至重庆。其二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沪、港、澳数千文化人以及远在东南亚和南亚的外国各大通讯社分支机构工作人员纷纷避迁,来到重庆。各家大报齐聚重庆,加上该地原有的《商务日报》、《国民公报》、《新蜀报》、《西南日报》、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中国学生导报》,以及《新民晚报》、《大公晚报》等,使重庆报业呈现一派空前繁荣的景象。据统计,抗战期间,重庆共有各种报纸138种之多。

    新闻出版界大规模西迁来渝,促使重庆新闻出版事业空前发展。这既是新闻队伍壮大的必然结果,也与重庆新闻界更多关注并投身于新闻翻译与传播活动密不可分。这一时期重庆的新闻翻译和对内、对外传播活动甚为活跃,在渝媒体,无论国内国外,都曾积极参与。

    积极投身于抗战新闻翻译与传播活动的在渝国内媒体既有前述各种报纸,也有各大通讯社如中央社等;驻渝国外媒体既有知名通讯社如英国路透社,美国合众社,法国哈瓦斯社、法新社,前苏联塔斯社,德国海通社、德新社等原先派驻武汉或南京的办事处,还有外国重要报刊如美国《纽约时报》、《时代周刊》,英国《泰晤士报》,前苏联《消息报》等的特派记者。此外,“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政府还在重庆设立了战时新闻机构美国新闻处,许多共产党员秘密进入该处开展工作。此外,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也在重庆设立。这些外国通讯社、媒体和官方新闻机构在我国抗战新闻翻译与传播方面皆有所作为。

    抗战初期,驻华外媒记者在重庆出现尚少,他们大多在京沪开展活动。但随着战事发展,尤其是武汉保卫战失利和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那两个时间段,境外驻华新闻机构和人员陆续西来重庆,山城成了大多数外媒记者的聚集地。1944年底,常驻外国记者增至34人,经常来去重庆的记者每月10~20人。据统计,在重庆参加过抗战新闻传播活动的境外记者中,美国报刊记者规模最大,共有41人,包括合众社战地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记者白修德等,以及《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卢斯(1898—1967);英国13人;德国7人;缅甸7人;还有前苏联、挪威、加拿大、波兰、印度等国记者若干人。此外,一些国际知名的外籍记者如路易斯`斯特朗、埃德加`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等,抗战时期也在重庆做过短暂逗留。他们对我国抗战新闻翻译与传播做出了较大贡献。

    当时,报纸作为主要传媒平台,其从业队伍、新闻规模、出版数量、影响范围、统治地位等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因而成为我国抗战新闻翻译与传播的主将。当时在渝138种国内报纸将抗战救国作为共同的追求,为抗战新闻翻译与传播做出巨大的贡献,也促进了重庆新闻传播事业的较大发展。其中,最为活跃者当属《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和《时事新报》。而在重庆派驻有战地记者的国外报纸中,表现较为突出者则首推《纽约时报》。

    抗战时期的重庆,不仅报业兴盛,以新闻翻译与传播为中心的各种机构也各有发展。该地汇聚了若干官方媒体机构和大量传媒出版单位,涌现了众多期刊,新设了相关单位和机构,活跃着众多通讯社,包括1939年特设的中国海外通讯社(专门从事法语宣传品和刊物的编写出版工作,负责对法语受众进行抗战宣传)等,并有史以来首次出现了广播电台。其中,绝大多数新闻传播单位都对我国抗战新闻的翻译与传播有所贡献。

    虽然重庆在抗战爆发后才开始拥有广播电台,但其无需邮局递送、可以穿越空间、即时送达世界各地的优势远胜报刊,因而对宣传爱国抗日、促进重庆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抗战时期,重庆主要广播机构包括自南京西迁的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和在重庆创办的国际广播电台。其中,中央广播电台系于1938年初从南京迁往重庆,3月10日在渝恢复广播;国际广播电台于1939年创建于重庆,当年2月26日正式开播。此外,民间少量有条件的报馆也设有自己的电台,以“本报专电”、“特约通讯”等方式,对战争中的重大事件进行报道。

    抗战时期的重庆,抗战新闻翻译与传播的渠道也有多种。究其要者,一是国共两党和国民政府的各种机构,利用定期新闻发布会等渠道对外传播我国抗战新闻。这类渠道不仅同样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还具有显着的及时性与灵活性,具有独特的价值。二是报刊、图书、广播等传媒渠道,在抗战新闻翻译与传播方面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三是外交渠道,既包括国民政府方面的,也包括中共南方局领导的。二者分别利用各自的官方和半官方外交渠道,大量向外方、外界传递我国抗战情况。这种具有官方和党团背景的渠道,具有无可替代的权威性和代表性,且对象明确,目的清晰,方式直接,见效及时,因而对我国争取国际支持和援助等,发挥了重要的主导作用。除了政府、党团和机构,当时在渝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如宋美龄等,也积极利用个人影响,在国内外不同场合发表抗战演讲。这种个人行为具有较强的亲和力与感染力,对官方和党团外交形成了有益的补充,对揭露日寇暴行、宣传我国抗战、争取外界支援等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外,战时重庆还活跃着一些民间抗日力量,积极拓展和利用更加多样化的渠道,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新闻传播,增强了新闻宣传效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两支力量,一是“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二是朝鲜义勇队。他们主要使用日语,以印发传单、播放广播、发表演讲等多种形式,积极对日本侵略军展开宣传和动员,对瓦解侵略者斗志、扩大反战力量、促进抗战胜利具有积极意义。

    抗战期间,日寇多次对重庆实施轰炸,有些轰炸行动目标明确,直接针对媒体机构,包括报刊社和广播电台,导致众多媒体机构被毁,数十名新闻从业人员牺牲。血的代价激发了整个重庆新闻界的斗志。不仅编辑、记者更加努力地工作,新闻教育界也不断为抗战新闻报道培养人才。抗战新闻翻译与传播事业需要大量人才,抗战时期的重庆尤其急需大量这类人才。当时,在渝几所高等院校新闻系的正规办学以及国民政府有关机构的短期培训——前者如西迁重庆的国立复旦大学新闻系、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与私立明治新闻专科学校,以及当地的重庆新闻学校;后者如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国民党重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所办的专修班等——都做出了积极贡献。在重庆培养的新闻人才缓解了抗战新闻翻译与传播的燃眉之急,同时也让重庆成为战时新闻教育中心。

    3.新闻翻译与传播的指导力量

    重庆新闻界早在卢沟桥事变枪声未停之时即已开始了两个层面的新闻抗战。一是政策层面,1937年7月14日,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即宣布以文字宣传的形式援助华北将士抗战。这是重庆新闻抗战的政策先声。二是行动层面,《新蜀报》为支援华北抗日将士发起了募捐活动,自7月12日至16日募得法币1600余元。这是重庆新闻界首次集合了新闻宣传与抗战募捐的综合抗战行动。

    然而,只在境内局部地区开展低强度的新闻抗战,作用毕竟有限。要有效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必须有计划、有组织、大范围地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媒体,开展一切可以开展的宣传,必须对内、对外同时展开舆论攻势。就我国当时抗战新闻宣传而言,必须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对各自主办和领导的媒体给出思想指导,做出行动部署。

    新闻宣传运用于战争,影响交战双方的精神和心理状态,即属于心理战。成功的对敌宣传有助于瓦解敌人斗志,成功的对内动员则有助于增强获胜信心。为了调动一切传播力量,加强对外舆论宣传,让世界更多了解、认同和支持我国抗战,争取国际援助;为了让日本后方人民和前方士兵正确认识日本政府发动的是不义的侵略战争,瓦解日军斗志,激发日本军民的反战情绪;也为了让我国民众了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展,增强抗战胜利信心,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分别鼓励新闻媒体对内、对外积极宣传,并指派专门机构和人员具体负责新闻翻译与传播,以及与驻渝境外媒体机构和新闻从业人员的沟通与文稿发布。

    在国民政府方面,抗战开始之后,很快设立外宣机构,出台文宣政策,组织外宣活动,发布抗战新闻,使外宣工作形成规模,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其中,国际宣传处每周五下午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通过迁到重庆的大量外国新闻机构,将中国抗战方面的消息向全世界传播。与此同时,又通过驻渝境外新闻机构和人员将各国各地区对这些信息做出的反应、抱持的态度等效果反馈回来,从而使重庆成为亚洲反法西斯的新闻传播中心,纳入了整个世界反法西斯的传播网络。在国共合作方面,由郭沫若直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七处(后被取消,另外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取而代之)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对外新闻翻译与传播。在中国共产党驻渝机构中共中央南方局方面,一方面领导驻渝的共产党媒体积极开展对内宣传,另一方面,设法开展外交活动,广泛结交驻渝境外人士,媒体、使馆和友好人士皆是沟通与争取的对象。1939年4月,刚刚组成3个来月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即成立对外宣传小组,后改称外事组,负责与驻渝外媒以及外交机构积极联络,及时发布外语新闻稿件,组织人力编印英文宣传册,赢得了外方的广泛好评与支持。

    总的来说,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新闻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新闻翻译与传播出现了空前的盛景,指导思想、管理机构、对口人员、参与媒体、从业人员、活动开展、传播效果等面面俱到,新闻传播方式、范围、技术、业务等方面都得到了显着提高。其突出特点是:(1)目的性的彰显。战时重庆新闻传播业将凝聚抗战共识、争取抗战胜利作为一致的追求,各种报刊都围绕这一目的开设了相应栏目,登载了大量文稿,发表了许多新闻,产生了积极效果。(2)国际性的具备。重庆的新闻传播业不仅为国际反法西斯阵线提供中国抗战的各种消息,同时也为中国民众提供世界各地反法西斯的消息,还为重庆面向世界提供了通讯渠道,使重庆具有了一定的开放性和国际性。(3)记者群的形成。这一时期,重庆有大量报刊社和通讯社,国外几大主要报纸和通讯社都向该地派驻了新闻记者和代表。新闻记者组团到战区、延安等地参观采访,参与各种形式的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等,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群体。

    总的来说,当时重庆服务于抗战的译介活动有三大特点:其一,译者视野开阔,作品来源广泛。选择译介的那些作品,来源不局限于一地一国,而是来自前苏联、美国、英国等众多反法西斯国家;其二,作品内容广泛,涉及众多领域。译介和引入的作品既有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领域的,也涵盖科技、历史、文学、哲学等领域。这些作品中蕴含着不屈不挠的反法西斯斗争精神,对于鼓舞我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斗志,增强获胜信心等,都有重要作用。其三,新闻媒体参与积极,刊发作品众多。《新华日报》、《中央日报》、《大公报》、《中苏文化》、《文化国际》、《文化先锋》、《抗战文艺》、《七月》等主要报刊都有文艺专栏,皆大量刊载译介外国文化的文章和翻译作品,新闻媒体对抗战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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