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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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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译名审定工作_抗战时期重庆翻译研究

    从中国翻译史来看,译名问题几乎是一有翻译便得以产生,其表现之一是译名混乱。我国素有“名正”方可“言顺”之古训,因此译名审定或术语规范工作从来就得到重视,恰如他人所说:“从中国近现代发展的历史上看,来自民间基层,呼吁术语规范的声音和身体力行实践术语研究的行动从未消失。即使在战乱和动荡的年月,真正的学者和思想者当中的有识之士也没有放弃对术语规范理想的渴望。”

    有论者指出,我国近代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始于1906年,当时,大学院设立了科学名词馆,由严复任编篡。但也有人认为,我国真正有组织的名词审定工作始于宣统元年(1909年),因为是年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审定科技名词的统一机构——科学名词编订馆。20世纪以来,我国科技译名审定工作的道路可谓曲折,但总的来看,成绩也还不可抹杀。下面不妨根据《社科术语工作的原则与方法》及《译名论集》等文献对1909年至2000年的大致历程简作梳理如下:

    表14 我国译名审定历程

    2.国立编译馆及其译名审定工作

    关于国立编译馆,本章此前已多次涉及,这里不妨再就其历史或命运简作梳理。1932年6月,为加强学术文化图书编辑工作,教育部成立国立编译馆。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该馆奉令由南京迁庐山,后又迁至长沙,1938年复迁重庆,1939年4月再迁江津白沙,同年8月迁至北碚,1946年8月回迁南京。1949年4月,馆务停顿。

    国立编译馆是政府设立的国家级图书编译机构,直属教育部,下辖编审、总务二处。编审处又设人文、自然二组,各组主任由专任编审兼任,主管本组编译及审查事宜。1933年,国立编译馆机构发生变动。人文、自然二组仍保留,撤消编审处,专任编审改为专任编译,编审员相应改为编译;总务处改为事务组,下设二股;另设图书评论社,主编由专任编译兼任;又设编译会议、审查会议及出版委员会等,分别主持编译、审查及出版等事宜;以后国立编译馆还专设了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专门负责编译大学教科书。国立编译馆首任馆长为辛树帜,1936年调任西北农业专科学校校长,原自然组组长陈可忠接任。1942年,政府对国立编译馆实行改组扩充,原人文、自然二组继续保留,原事务组改为总务组,并增设教科用书组、教育组和社会组,此外,除原有大学用书委员会外增设出版委员会及边疆教育用书委员会等,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亲任馆长,陈可忠任副馆长。1944年2月,陈立夫不再担任馆长一职,陈可忠复任。1948年5月,陈可忠辞去馆长,赵士卿继任。

    关于国立编译馆的任务,政府公布的组织条例中有如下规定:掌理关于各种学校之图书编译事务;编译下列各类图书:关于阐明文化及高深学术者,关于世界专门学者所共认具有学术上之权威者,关于内容渊博卷帙浩繁、非私人短时间内所能完成者,关于教育上所必要之图书,关于学术上之名词;承教育部之命,得审查关于学校用图书仪器及其他教育用品。简言之,政府给国立编译馆的任务为编译学校用教科书、学术书籍和审查教科书及教学设备。这里所谓的学术书籍,郑鹤声认为主要包括学术专着、经典着作、科学丛书及专科词典等。毫无疑问,编译是国立编译馆的重要工作之一,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工作实无多大成就,曾任该馆馆长的陈可忠便曾直言道:“年来虽黾勉从事,粗具规模,但与应行实施之编译计划,距离尚远。”

    从上述及前文有关文字来看,国立编译馆在图书的翻译,又特别是自然科学图书等的翻译上确无多少建树可言。如果要以翻译论是非,国立编译馆在译名编订方面倒是做了不少工作。据统计,自成立以来,国立编译馆译名委员会各学科组与民间学会、协会等密切合作,先后不同程度地完成了80个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领域的译名审定及统一工作。统一公布的名词,由编译馆正式出版为图书的便有《化学命名原则》、《药学名词》、《天文学名词》、《物理学名词》、《矿物学名词》、《细菌学免疫学名词》、《数学名词》、《社会学名词》、《经济学名词》等20余种。新中国诞生后,当局深知自然科学术语在发展科学技术中的重要作用,遂于1950年委托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组接管国立编译馆各类稿件与资料,有关文献包括:名词稿件38项;辞典稿件23990张,又11本;名词(业经出版者)14张;名词卷宗13卷,簿册3本。其中,名词稿清单如下:

    表15 国立编译馆名词稿清单

    续表

    国立编译馆成立后,继承了原教育部编审处的科学名词审查事业,担负起“起草、整理及呈请教部审核公布之责”,其程序大致为:先搜集各科英、德、法、日名词,参酌旧译名,谨慎取舍,妥善选择,形成草案,继而将草案分送有关学会或大学专家以征求意见,再由教育部聘专家组成的审查委员会加以审查,最后由教育部公布。国立编译馆编审后由教育部公布的译名都有哪些?它们又都经过哪些专家审查,以及编审标准都是什么?为了醒目并节约篇幅,兹将有关情况列表如下:

    表16 国立编译馆编审、教育部公布之译名

    续表

    从上表看,相当一部分译名的公布和出版时间发生于1937年~1945年间,部分译名的出版时间为1946年~1948年,这说明,即便是在抗战时期,国立编译馆的有关工作也未停顿,不仅如此,相关工作在艰难中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关于译名的编订及出版,《中国科学翻译史》之“双语或多语专科辞典”一节中部分内容与上文相关信息颇可相互参证,兹摘要列表如下:

    表17 相关译名之编订与出版

    续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相关译名在1945年~1948年出版者不在少数。事实上,不少名词从编写到审定再到最后出版,其间多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以数学名词为例,中国科学社参加科学名词审查会后,被责成提出数学名词草案。科学社先委托胡明复、姜立夫起草,1923年7月,有关名词接受科学名词审查会审查,审查委员包括姜立夫、何鲁、胡明复等。到1926年,有关名词先后历经4次审查,审查中通过的译名由《科学》杂志陆续刊发。国立编译馆成立后,呈请教育部聘请杨克纯、冯祖荀、孙光远、胡jùn济、江泽涵、姜立夫等担任算学名词审查委员。1933年4月,教育部召开天文数理讨论,议决将科学名词审查会通过的名词交全国各大学及专家征求意见,同时选定常用算学名词700余条并通过100余条。后经编译馆整理,印成草案一册,分普通数学、代数解析学、微积分、函数论等14部,约3200多条。同年11月,有关部门再将草案寄发专家征求意见,后将意见整理并移交审查委员会审定。1935年7月,中国数学会在上海交通大学成立后,接受国立编译馆委托,对上述名词初稿作最后审定。该会推举胡敦复、陈建功、顾澄、熊庆来、朱公谨、姜立夫、郑之蕃、王仁辅、曾昭安、江泽涵、钱宝cóng、何衍jùn、孙光远、何鲁、段调元等15人组织审定。同年9月5日~9日,有关人士在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美权算学图书室进行审查,得名词3426条,10月呈教育部予以公布。因抗战爆发,直到1945年12月该书才由正中书局以《数学名词》之名在重庆出版。

    抗战时期,(重庆)国立编译馆能在译名编订和审查方面取得比较理想的成绩,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最主要者或许有这么几点:其一,此前已有良好基础。且不说国立编译馆成立至战前的情况,仅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1932年国立编译馆创建的5年间,相关工作便已可圈可点:“在此时期内,教育当局对译名问题,虽未有具体之决定,亦未有刊物发表整理经过,然其于搜集之档案,对于后来审定译名,实树一种基础。”其二,相关工作程序科学而合理。国立编译馆的编订程序如下:先由该馆人员搜集各科英、法、德、日名词,“参酌旧有译名,慎予取舍,妥为选译,复经教育部聘请国内专家组成审查委员会加以审查”,再由编译馆整理后呈请公布。“一编之成,亦有审核三四次,历时二三年者。”顺便补充一句,引言内所提专家委员会,其成员皆非等闲之辈,他们要么是相关领域的权威,要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更多的则是二者兼备。以化学学科为例,曾昭抡、王jīn、陈裕光等便都是当时化学界的领军人物,而郑贞文、吴承洛等参与化学名词的审查、统一工作已有相当时间。其三,与专门社团的合作高明而高效。从科学发展的内部来看,科学名词的统一,最终都离不开各门科学的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近代各门科学的发展,专门学会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在名词编审方面,编译馆倚重相关专门学会,质量自然多有保证。其四,政府强力推进。对此,曾昭抡的一句话可以为证,他说:“同时以政府威信,日见稳定,故法定名词之推行,亦不若前之困难。”其五,当初的科学中国化运动为编译馆的成功扫除了部分障碍。所谓科学中国化运动,即让科学说中国话。

    自成立以来,包括在抗战时期,国立编译馆在名词编审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取得的成绩也有目共睹,但客观而言,就名词编审而言,国立编译馆也还存在一些不足。在温昌斌看来,不如人意之处主要有四:一是组织不健全,即编译馆尚不是一个专职的名词审定机构,其名词审查委员会成员也多临时推选或聘请。二是缺乏明确的审定条例,理想的名词审定无疑应有例可循,如收词原则、定名要求、编排体例等,遗憾的是,编译馆并无相关的条例。三是推广乏力,编译馆虽有一定的名词推广措施,但主要通过教材审查而强制推广,范围及效果因此受限。四是理论研究滞后。据悉,编译馆组织专家对地名、人名音译标准进行过讨论,此外几乎没有什么理论研究。

    3.科技社团之译名审定

    自国立编译馆成立以后,因其有名词编订经费和人员,民间科技社团(学会)从此几乎不再单独从事科学名词的审查工作,转而与编译馆携手合作。据查,曾就名词统一工作与国立编译馆合作的科技社团或学会甚多,如中国科学社、中华医学会、中国天文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国化学工程学会、中华化学工业会、中国物理学会,等等。限于篇幅,下面仅介绍相关学会2个。

    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成立于1915年,其前身为1914年成立的科学社。中国科学社出版月刊《科学》(1915—1950),其创刊号《例言》中便曾明确指出:“译述之事,定名为难。而在科学,新名尤多。名词不定,则科学无所依倚而立。”不仅如此,《科学》杂志还为自身确定了名词遴选或翻译原则:“本杂志所用各名词,其已有旧译者,则由同人审择其至当,其未经翻译者,则由同人详议而新造。”正是对译名工作有着清醒之认识而自己也还能胜任愉快,科学社这才将科学名词的审查和编订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付诸实施。在科技译名的统一方面,中国科学社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可喜之成绩。“可以这样说,中国科学社的译名统一工作是民国时期我国科技译名统一工作的一个缩影。”至于中国科学社与国立编译馆在科技译名编订和审查方面的合作,主要体现在前者为后者提供可贵的人力及智力支持,须知,当时各专门学会成员中绝大多数同时也是中国科学社的社员,而国立编译馆科学名词审查人员多来自相关专业学会。

    中国化学会。自晚清以来,化学名词的审定与统一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国立编译馆成立后,将历年大学院和教育部调查所得名词加以整理,同时聘请郑贞文编写具体方案。1932年8月1日~5日,教育部采纳编译馆自然组主任陈可忠的有关意见,在南京召开“化学讨论会”,共商国防化学、化学课程标准及化学译名。会议将郑氏简单方案交提案委员会修正,译名组通过后,由大会讨论并通过化学命名原则若干,并对元素译名表进行了表决。同时,大会还通过呈请编译馆成立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详订有机化学名词并清理无机化学及化学仪器等名词。同月,编译馆函请郑贞文等7人为审查委员会委员,之后,《化学命名原则》乃成。11月,编译馆呈请教育部公布,1933年6月出版。除《化学命名原则》之外,国立编译馆计划编订的化学名词还有化学仪器设备、化学术语、化学工程名词等,其中,化学仪器设备及术语名词由编译馆与中国化学会合作。化学会推举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成员20人,再由编译馆聘请。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时期,陪都各主要科学团体在编译科学名词方面都取得一定成绩,其中,有的学会在这方面更有骄人的成绩问世,中国物理学会便是其中之一。据统计,该学会在抗战期内所增订之名词,其数量几乎超过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所公布名词之全部。不仅如此,为了慎重起见,抗战胜利后,名词审定委员会又经数次会议重新审定新增名词,最后于1948年经国立编译馆整理,由教育部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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