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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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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科技翻译_抗战时期重庆翻译研究

    在讨论抗战时期我国图书的出版情况之前,不妨先对整个民国时期的相关情况简作了解。王润华对《民国时期总书目》进行过分析并总结出3个特点,其前二者如下:


    (1)社会科学和文艺书籍占了绝大多数,科学技术书籍仅占收录总数的11%。社会科学和文艺书籍中,又以文学、政治、经济类为多,这三部分的数量约占收录总数的45%。(2)包括译成中文的外国着作。翻译介绍的重点仍然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以全部文学作品为例,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约占24%,其中翻译的苏俄文学作品占全部译作的27%以上。


    不难看出,民国期间,不论是着还是译,我国的出版重点皆在社会科学和文艺图书。抗战时期的情况又如何呢?是大同小异还是迥然有别?王志昆对《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联合书目》中有关图书占《民国时期总书目》相应图书的比例进行过研究并得出结论如下:


    抗战期间出版界的重点偏向于政治、法律、军事、历史和地理,军事类的出版物甚至达到了民国时期图书总出版量的69.15%,远远高出均值。另一方面,社会科学,文化、科学、教育、体育类图书的出版受到的影响巨大,只占了均值的一半左右。其他的各类出版物也都有所减少。


    王氏明确表示,较之于整个民国时期,抗战时期的社会科学出版受到巨大影响。社会科学出版歉收,抗战时期文艺图书的出版情况如何呢?吴铁声对1942年至1944年间我国图书出版种类及数量等进行过统计,结果发现,“这两年半来所出的书,以文艺、教育及政治等书最多,尤以文艺书几占全部出版物的二分之一”。吴氏以为,从1942年~1944年来看,教育图书也属“最多”之类,而王氏上文则称该类图书的出版在抗战八年中受到巨大影响,不知此一影响是否主要体现在1942年~1944年时期之外的几个年份?不过,不论是王氏还是吴氏,其统计皆表明文艺图书是抗战时期的出版重点之一。抗战时期,文艺图书何以能成为“宠儿”或“大户”呢?对此,吴铁声有分析如下:


    一般人在战斗生活苦闷之中,多以文艺书为消遣,所以大部分比较低级趣味的作品,比较容易销售。而作者在此苦闷时期,以文艺作品为手段,间接来描写社会的黑暗面,比较自由,这也是一个原因。


    从以上叙述不难看出,民国时期我国的出版以社会科学和文艺书籍为主,而抗战时期我国的出版重点在文艺和政治等图书。换句话说,不论是整个民国时期还是八年抗战时期,我国的自然科学及相关技术图书的出版都不景气。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吴铁声对1942年~1944年我国图书出版种类及数量所作统计表明,1942年我国出版的科学类图书约占当年总出版总量的8%,而这一比例在1943年更下降到4%。《抗战期内我国科学出版物》一文亦有统计如下:“可知全国合计,在抗战期间出版之纯粹科学不过143种,应用科学不过124种,而近80%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从本引文来看,抗战时期我国出版的自然科学及应用科学图书总共还不到270种,这一数字是否准确,似有待考证,因为据《试论现存抗战时期出版的自然科学图书的特点》一文作者统计,我国现存抗战时期出版的自然科学图书共4179种,占同期出版总数43869种的9.53%。不论是8%、4%还是9.53%,又或是124、270、4179,这些数字都表明,自然科学图书确非抗战时期的出版重点。至于为何出现此一现象,吴铁声的一段话也许不无道理,他说:


    关于学术或专门技术上的着作成稿匪易,以现在的稿费或版税所得,殊难使学者安心从事写作。而专门技术人才,在此国家用人之际,各有职务,恐亦无暇于着作。加以社会经济的贫乏,出版家因为专门着述销路有限,往往不愿轻易下成本,因此学术专着甚少。


    在王志昆看来,吴氏上述意见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导致中国科研事业几乎遭受“灭顶之灾”的主要还是战争。

    2.主要科技译着

    上文刚才提到,抗战时期我国学术或专门技术上的着述甚少,不妨再来看邹振环的一段文字:“据统计,1942年纯自然科学仅出版11种,应用科学仅出13种。从1935年9月至1942年12月七年间,自然科学书籍只有264种,其中标明译编的仅116种。”上述统计虽不能反映抗战时期我国自然科学出版的具体情况,但从1942年及1935年至1942年的有关情况来推测,抗战时期我国“译编”的自然科学图书在整个图书中所占比例似乎不小。有论者曾对《民国时期总书目》进行统计,发现工业技术图书中属于翻译和编译的约占10%。王志昆也认为,在抗战时期所出不多的自然科学图书中,翻译和编译所占比例不小,他说:“整个抗战大后方现存的历史文献中,普及型读物居多,科学论着较少,翻译或编译的图书、再版书占很大比例。”所谓“翻译或编译的图书”占“很大比例”,这比例究竟有多大呢?不妨来看看下表。

    表7 抗战时期自然科学译着学科类别及作者国别统计

    本表只统计了第一作者国别,统计数量为作品的种数。由本表可以看出,抗战时期出版的自然科学图书中,12.44%系译着(不包括编译作品)。表中比率A指的是自然科学各类图书中国外作者所着图书占各类的比例,比率B指的是各国作者所着图书分别占国外作者所着图书总数的比率。从比率A可知,在各类图书中,译着所占总出版种数的比率有很大差别,具体说来:自然科学总论、数理科学与化学、生物科学、航空类图书中,译着都占到20%以上,前二者甚至超过了25%,与此同时,农业科学译着却少之又少,仅占1.08%。而从比率B来看,翻译作品最多的国家为美国、日本、英国,其次是前苏联、德国和法国,另外有14.04%的作者国籍不明。

    从以上叙述可知,抗战时期我国出版的自然科学图书中,译着占到12%还多一点。同一时期,重庆的自然科学译着出版情况如何?就我们对《联合书目》所作统计来看,情况并不乐观,因为翻译、编译和译述类图书全部加起来统共也才近30种,兹将有关情况列表如下:

    表8 抗战时期重庆出版的科技(编)译作品

    续表

    从上表可知,在近30种翻译或编译的自然科学作品中,原作者国籍不详者占了相当比例(13部),其余则主要来自美国(4部)、日本(4部)和前苏联(3部)。从有关内容来看,应用科学及普及性读物居多,具体为:医药卫生6部,化学、工业技术及生物科学各5部。值得一提的是,有关图书中还有一部分系重版,比如,《化学史话》南京正中书局1937年出第1版,1941年还与金华正中书局同时再版。

    3.科技译着主要出版机构

    重庆的出版历史比较悠久,有关基础也不错。据统计,1935年已有较大的印刷局17家,大小书店40余家,在西南地区位于前列,但就全国而言,当时重庆的出版却又微不足道。抗战爆发之后,重庆的出版业得到空前发展,可以说盛极一时:创办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以及创设于南京的正中书局均先后在重庆开设分店和总管理处。

    从现存有关图书来分析,抗战期间,我国出版自然科学类图书最多的是商务印书馆,其后依次是中华书局、正中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中国文化服务社和文化供应社等。其中,商务印书馆共出版1224种,中华书局和正中书局分别出版317种和296种。由此看来,商务印书馆是抗战时期我国出版自然科学图书的绝对主力。值得说明的是,以自然科学译着出版而言,抗战时期的商务印书馆也可谓“一枝独秀”,据称占到全国的8成。而从上表来看,以重庆而论,重庆正中书局在自然科学译着的出版方面较之商务略占上风。有鉴于此,下面拟对正中书局及商务印书馆之有关情况分别简作介绍。

    正中书局。民国二十年(1931年)十月十日,陈立夫鉴于宣扬主义,树立全民正确思想与观念,必先建立全国文化出版事业,在首都南京创立了正中书局。取其“不曲为正,不偏曰中”之意,以阐扬不偏左右的三民主义,介绍现代新知、科学与发扬中华文化,启迪民智为主要目标。1933年,国民党中央决定筹设文化出版机构,以适应时代及国内外之需要。陈氏以宗旨吻合之原因,乃化私为公,将全部资产捐献给国民党。中央即增拨资金,加强管理,组织董事会及出版委员会,公推陈立夫、叶楚仓分别担任董事长及出版委员会委员长,指派吴秉常为总经理。扩充后的正中书局设于南京杨公井,有营业、编辑和印务3所,并在上海、北京、天津、汉口、杭州等地有分局和发行所。1936年,正中书局接收上海新民印刷厂的机器,筹设上海印刷厂,并于次年将南京三民印务局并入,南京三民印务局改为第一印刷厂,上海的改为第二印刷厂。抗日战争开始后,第一、二印刷厂分别停工,次年迁往重庆。1937年,正中书局进行机构调整,设经理室、编审处、业务处,撤销出版委员会。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正中书局发展迅速,很快在当时的出版界站稳脚跟,被称为全国六大书局之一(也有说“七大书局”者)。抗日战争爆发后,正中书局迁往重庆,业务有所发展,在重庆设3个分局,在桂林、贵阳、宜昌等地也设有分局,在昆明、广州等地则派有专员。1938年,正中书局成立香港办事处,就地印刷再版图书以满足华南各地消费需求。抗战胜利后,正中书局迁回南京,在全国27个分支机构先后恢复营业。1949年,正中书局迁往台湾。建立初期,正中书局以编辑中学教科书和课外读物为主,后来逐渐扩大到学术专着、民众读物、儿童读物、字典等。抗战初期,应形势需要,正中书局编印大量战时读物,后仍以教科书、自然科学、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党政要人的着作为主。根据对《联合书目》中自然科学译着的统计,抗战期间,正中书局(含南京正中书局、金华正中书局及重庆正中书局)所出译着并不多,其中,重版还占了一定比例。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至1945年间,正中书局在出版国立编译馆所编“名词”方面也甚有建树,陆续出版了《化学仪器设备名词》(正中书局,1937)、《电机工程名词》(电力部)(正中书局,1941)、《统计学名词》(正中书局,1944)、《社会学名词》(重庆正中书局,1945)、《化学命名原则》(正中书局,1945)、《数学名词》(正中书局,1945)、《电机工程名词》(电化部)(正中书局,1945)《电机工程名词》(电讯部)(正中书局,1945)。

    商务印书馆。关于商务印书馆,国人知之不少,这里仅就该馆的某些情况简作介绍。商务印书馆生于乱世,其发展也非一帆风顺。1932年“一`二八”劫难,上海商务印刷馆总厂、总务处、印刷所、编译所、纸栈房、书栈房、存版房、东方图书馆等均被日军炸毁。八年抗战期间,商务印书馆更是在战乱中颠沛流离而又损失惨重,先后辗转于香港、长沙和重庆等地,这期间,被日军轰炸、焚烧和查封的工厂和分支馆达33处,机器设备仅上海和香港两地损失便达365部,铜模、字铅、油墨、纸张等材料无数。可即便是在八年抗战中,商务印书馆也未曾懈怠,在1938年的《致股东书》中仍强调:“于万分困难中继续出版,发展营业,仍得为教育与文化服务,并借此使股东之资产,同人之生计得以维持。”直到1942年,在物力维艰之际,商务印书馆依然坚持日出新书1种之承诺。据统计,从1937年初至1946年9年间,商务印书馆共出版战时读物和一般书籍2827种,续出大丛书9部3266种,教科书100多种。因为抗战时的政治与文化大转移,在北京、武汉、上海、香港等地沦陷后,重庆成为了“商务”总部的神经中枢。在商务出版的各类图书中,翻译及编译作品也是大宗之一。商务印书馆掌门人张元济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欲取泰西之种种学说,以与吾国民之民质、俗尚、教化、政体相调剂,扫腐儒之陈说,振新吾国民之精神。”因此,“商务”在成立之初便设立了编译所,意在译介异域新宗。就内容而言,商务印书馆不仅在文学和社科等的翻译上卓有成就,其在科技翻译方面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周寿昌《译刊科学技术考略》一文将300年来(明末至1936年)的汉译科学着作分成3个时期,其中第二(咸丰至清末)、第三期(清末至1936年)汉译科学着作大约963种,其中大多皆出自商务印书馆。1904年,因为缺乏自然科学方面的专门主编,商务印书馆便多方物色,聘请长于数理知识的杜亚泉到沪担任编译所理化部主任一职。同年,商务即出版《几何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等多部科学译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商务曾于1935年至1947年间出版一套“自然科学小丛书”,共计200种,全为译着。据我们对《联合书目》的初步统计,商务印书馆在抗战时期出版的自然科学译着总数并不太多,主要由上海商务、长沙商务和重庆商务等承担,其中,出版数量最多者为长沙商务,其次为上海商务,再次为重庆商务。值得说明的是,上述几个商务在自然科学译着出版时段上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分,具体说来,上海商务主要集中于战初,据《联合书目》,其在整个抗战时期共出版自然科学译着20种(含再版),其中问世于1937年者即有13种之多;长沙商务主要集中于1937年至1940年,计有52种;重庆商务主要集中于1943年至1945年。鉴于长沙商务抗战时期在自然科学译着出版方面遥遥领先,特将有关情况表列如下:

    表9 抗战时期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自然科学译着

    续表

    上文对抗战时期在自然科学译着出版方面表现不俗的两家出版社分别进行了简要介绍。从相关资料来分析,抗战时期,我国出版机构中绝大多数都无心或无力于自然科学译着的出版。抗战期间,重庆先后成立出版发行机构数十家,包括中国文化服务社(1938年12月)、青年出版社(1938年)、立信会计图书两品社(1941年)、五十年代出版杜(1941年3月)、中外出版社(1942年)、文化生活出版社渝处(1942年)、群益出版社(1942年)、峨嵋出版社(1943年)、文聿出版社(1943年)、正风书店(1943年)、新生图书文具公司(1943年6月)、未林出版社(1943年6月)、美学出版社(1943年8月)、军用图书社(1943年10月)、国讯书店(1943年10月)、作家书屋(1943年10月)、大中国图书局(1943年)、正风出版社(1943年)、国际文化服务社(1944年11月),等等。经对《联合目录》的搜索,我们发现以上新成立的机构在1937年~1945年间竟不曾出版一册自然科学译着。这也难怪。恰如人各有志一样,有关出版社当也有着自己的侧重或追求。以美学出版社为例,当年的掌门人冯亦代便有过如下表述:


    沈yōng由昆明来京,在香港他和我同住在西摩道中国银行宿舍里,我们都是属于香港业余联谊社的社友,这时,他见大批文化人到达重庆,有的生活十分困顿,为了接济他们,便和我商量组织美学出版社,参加的人有徐迟、袁水拍两位诗人。美术出版社既然大都和香港撤退到重庆的文化人有关,便由我主编了一套《海滨小集》,我记得第一部出版的就是夏伯的剧本《法西斯细菌》,还有金克木(用止默的笔名)写的《甘地传》等,到1945年胜利时,我们已出版了三四十种书,可惜我现在已列不出它们的名字。依稀记得的有徐迟的《托尔斯泰散文选》、《美学论文集》等,袁水拍译的英国彭斯诗集《我的心呀在高原》,夏伯的剧本《复合》、《芳草天涯》以及杂文《边鼓集》等等。


    从上段文字来看,美学出版社成立的背景、缘由及工作重心都一清二楚,其在文艺着述出版方面的成绩不算小,我们恐怕不能因其没有出版自然科学译着而苛责于它。

    4.主要科技翻译刊物

    在讨论抗战时期有关科技译刊之前,不妨还是先来看看民国时期的报刊及科学翻译,对此,《中国科学翻译史》一书有这么一个总结:


    民国时期出版发行的报纸期刊种类很多,其中科学类刊物为数也不少。但是,这一时期的报纸刊物所刊登的科学论文、实验报告以及各类科学活动信息,大多已由中国人自己编撰。专门刊载译文的科学论文与消息的刊物很少。虽然一些报纸刊物辟有译文、译述或翻译的科学消息专栏,但数量不是很大。


    说民国时期出版发行的期刊很多,这当是事实。以抗战时期为例,有论者便曾指出:“在短短八年中,仅中文期刊就有六千种之多。”而从上段引文来看,在如许中文期刊中,专门刊载科学论文与消息之译文者并不多。不仅如此,在这不多的相关刊物中,战前或战初遭遇停刊者还不少。查核《中国科学翻译史》一书有关内容表明,民国时期共有刊载自然科学与技术工程类译文的期刊38种,其中仅在1937年停刊者便有6种,有关情况如下表:

    表10 1937年停刊的刊载自然科学与技术工程类译文之期刊

    仍以《中国科学翻译史》为底本,我们发现,抗战期间尚能坚持刊载自然科学与技术工程类译文的刊物仅有几种,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11 抗战时期刊载自然科学与技术工程类译文之刊物

    有论者曾经指出,抗战时期重庆共有各种各样的期刊200多种,也有人认为,1942年及1943年,重庆分别出版期刊220种和250种。从上表统计来看,在重庆所出200余种期刊之中,刊载自然科学与技术工程类译文者仅有《交通建设季刊》和《地理》两种。值得说明的是,译文显然还不是相关刊物的重头戏,以《交通建设季刊》为例,它是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的交通建设专门类刊物,由重庆交通建设季刊杂志社编辑出版,栏目设置主要有论着、研究、译述、调查、专载等,主要刊登有关交通建设、交通经济、运输通讯、电信邮政、航空等方面的论着及各地交通运输状况的调查资料,此外也登载交通大事记以及蒋介石、陈立夫等人在交通大会上的讲话等。不仅如此,有关刊物出版的期数也有限,仍以《交通建设季刊》为例,总共就出版了4期。抗战时期重庆有关刊物刊载科技译文的情况可见一斑。值得指出的是,上表所列其他地方出版的某些刊物却不能小觑,《科学》杂志尤其如此。该刊物出版后在国内外影响巨大,爱迪生在得知该刊之创刊消息后曾感慨:“伟大中华民族在觉醒”,李约瑟则称许该刊为中国的主要科学期刊并将其与美国的Science及英国的Nature相提并论,称之为科学期刊的A(America),B(Britain),C(China)。

    从以上表格可以看出,抗战期间一些刊物名称中虽没有“译”或“翻译”等字眼,却辟有译文、译述或翻译等栏目,专门刊载自然科学和技术类译文。其实,这种情况在抗战时期的文艺类杂志中似乎更为普遍,以重庆为例,当时便“有一批专门翻译介绍外国文化的期刊”,而其名称中也并没有“译”或“翻译”等字眼,如《中苏文化》、《文化国际》、《中外春秋》、《世界文学》及《世界文艺季刊》等。

    值得关注的是,抗战时期我国其实创办过不少翻译期刊,就我们统计,带有“译”或“翻译”等字眼者即达30余种,出人意料的是,这些刊物几不名副其实,也就是说,其中真正可称译刊者很少。在此之前,尚不见有人讨论类似情况,不妨将有关情况大致列表如下:

    表12 抗战时期翻译类刊物一览

    续表

    ①《每日译报》有两种,一为《每日译报》编辑部出版,报道时事政治问题较多,对八路军、新四军及陕甘宁边区也常报道,后因日伪破坏,于1939年6月22日停刊。另一同名刊物1938年1月12日创刊于上海,初为纯翻译报纸,后综合各方面电讯而报道中日战事新闻,同时增设各种副刊,转载《新华日报》等报重要文章,1939年5月18日受到日伪破坏而停刊。详见黎难秋主编:《中国科学翻译史》(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71页。

    从上表及有关文献来看,抗战时期我国创办的所谓翻译类刊物所载主要是时政、文艺及学习辅导等内容,主办地主要集中于上海,作为重庆的陪都终究也有几种。在众多译刊中,与科学技术比较有关联的似仅有《航空译刊》与《闽医译林》。从刊物起止时间来看,生命力皆比较有限,基本都是来的快去的也疾,有的仅仅创办一二期即走到了尽头。

    5.主要编译机构及其译作

    查阅相关文献,我们发现,抗战时期我国确曾有过要在翻译上大干一场之势,最明显的表现是创立了诸多翻译刊物和成立了大量编译机构。关于翻译期刊,上文已经涉及,这里不妨就编译机构简作介绍。

    根据《联合书目》及《抗战时期期刊介绍》等文献,抗战时期我国的编译机构可谓琳láng满目而又五花八门,“编译馆”、“编译社”、“编译处”、“编译部”、“编译社”、“编译室”等应有尽有,不妨将我们所见不厌其烦地罗列于后:国立编译馆、南京国立编译馆、北京国立编译馆、上海国立编译馆、长沙国立编译馆、重庆国立编译馆、金华国立编译馆、国立华北编译馆、武昌中东书社编译部、汉口战时读物编译社、西安建国编译社,立法院编译处、司法院编译处、海军总司令部编译处、航空委员会训练编译科、航空委员会训练监编译科、航空委员会军政厅编译处、航空委员会军政所编译处、教育编译馆、文化编译馆、时兆报馆编译部、申报编译室、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中国图书编译馆、世界书局编译所、世界丛书编译社、中外出版社编译部、法学编译社、文学编译社、军学编译社、海事编译局、应用科学编译社、现代知识编译社、时事新闻编译社、时事新闻编译处、国际体育新书编译社、国际编译社、世界编译社、世界编译所、建国编译社、知行编译社、凯风编译社、大东书局编译所、山川出版社编译所、生活书店编译所、兼声编译社、今文编译社、现代化编译社、战时读物编译社、国华编译社、政论编译社、中国文化事业局编译所、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译部、中山文化教育馆战后世界建设研究丛书编译委员会、韶关世界兵学编译社、军事编译社、世界兵学编译社、南京军学编译社、重庆军学编译社、首都军学编译社、军训部军学编译处、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军学编译处、训练总监部军学编译处、军官编译社、重庆国际编译社、重庆中国编译出版社、重庆北碚缙云山编译处、重庆教育编译馆、重庆应用科学编译社、上海开明书店编译所、上海教育编译馆、上海法学编译社、上海法律编译馆、上海文化编译馆、上海中国图书编译馆、上海战时读物编译社、上海世界编译所、上海中外编译社、上海国华编译社、上海该刊(即《凡言》)编译社、上海杂志公司编译部、桂林文学编译社、桂林国华编译社、香港齿轮编译社、苏联驻华大使馆编译处、金华战时编译社、福建省研究院编译室、福建省研究院编译出版室、广东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广西省政府编译委员会、江西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陕西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湖南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安徽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四川省政府编译室、四川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河南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湖北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东北编译社、广州战时读物编译社、V字编译社、陇海铁路管理局总务处文书课编译股、(重庆)中央警官学校编译室、中央警官学校编译股、八路军抗日战争研究会编译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编译组、中美文化协会编译室、中苏文化协会编译委员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正谊会计月刊编译社、广西建设研究会编译委员会、四明编译社、国华编译社、安徽建设厅编译处、社会部编译委员会、三民编译社、农垦经济垦谈会编译室、上智编译馆,等等。

    查阅《现代汉语词典》,“编译”一词的含义有二:一是编辑和翻译;二是做编译工作的人。很显然,“编”与“译”乃“编译”题中应有之义。不过就我们观察,相关编译机构编的多而译的少。换句话说,如林的编译机构并未译出多少东西,以《联合书目》为依据,有关情况大致如下:

    表13 抗战时期有关编译机构编译或出版译着情况一览

    续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前文所列众多编译机构中,抗战时期真正涉足译事者可谓寥若晨星,译着数量也可怜得很。下面不妨以国立编译馆为例,看看其在翻译方面的实际表现及相关成因。

    说到抗战时期的编译机构,国立编译馆理应是大书特书的对象,不过就翻译而言,该馆并无什么惊人之作,故这里也仅就其某些情况简作介绍。自1928年始,国内陆续有人为我国的编译事业鼓与呼,更有杨廉、万寿康、朱家骅、陈立夫等人在各种全国性会议上相继提出议案,敦促政府设立国家级翻译机构并实施有关编译事项。直到1932年,南京政府方循北京政府之规再设国立编译馆。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到1937年,国立编译馆人员已逐渐由最多时的80余人减至20多人,经费也由战前的每月11000元减至每月3960元。正是“财力、人力两感不敷”,1939年,馆长陈可忠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提出了扩充编译馆之议案,要求政府扩充编译馆,增拨款项,广聘专家,充实业务。1941年,萧一山等也于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扩充国立编译机关之议案并提出7项具体建议,内容分别涉及机构、编制、计划、译才、考核及审稿等。从理论上讲,作为政府官办的机构,国立编译馆应该成为我国编译活动的主力军并在宏观上发挥指导和协调作用。但事实上,如前文所述,它在翻译方面并无多少可以显摆之处。根据郑鹤声《八十年来官办编译事业之检讨》一文,自成立至1941年的10年间,国立编译馆的工作中心并不在翻译书籍,期间共着译(含出版、再版与待版)书籍152种,其中译着(含词典)仅45种。据周昌寿《译刊科学书籍专略》一文,1911年~1936年间,我国在科学总论、天文及气象、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球地质及矿物等7个方面共出版译着(含英、日、法、德等文种)495种。经人核对,其中由国立编译馆翻译出版者仅有4种。官办的国立编译机构尚且难以有所作为,其它编译机构有名无实甚或名存实亡便不难理解了。

    从上述有关统计来看,不论是在战前还是在战中,国立编译馆的翻译事业都可谓歉收。不过,有一点也还值得说明,那便是国立编译馆的某些译着也许是因为没有出版而未能进入相关统计。以抗战时期重庆国立编译馆下翻译委员会为例,其译作未能完成或未能出版者便有一些。据相关人士回忆,重庆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由梁实秋主持,共有成员10余人,包括梁实秋、杨宪益、戴乃迭、李长之、王向辰、张北海等。梁氏曾说过:“所译作品视各人兴趣而定,惟必须为学术典籍或文学名着。”据悉,上述翻译委员会最大的野心是将《资治通鉴》译成英文,译者为杨宪益和戴乃迭等。在不到3年时间里,杨氏先是和夫人合作译完《资治通鉴》战国到西汉部分,后又同几位朋友合作译出南北朝部分。在此期间,杨宪益间中也译些其他作品,如钱穆的《中国文化史稿》等。至于翻译委员会其他成员的工作,他人有记述如下:


    翻译委员会人手较少,也颇有成绩,如李味农译毛姆孙《罗马史》、皇皇巨着,迻译多年,完成泰半;王恩曾译萨可莱《纽康氏家传》,译笔精致,不可多得;李长之译康德三批判书,精雅深奥,颇见功力。


    关于李长之译康德的三大批判,梁实秋当时与其有约,“期以十年的工夫竟其全功”,结果是:“他这部翻译,因猝然抗战结束,匆匆返乡,他离开编译馆,故未完成,甚为可惜。”关于翻译委员会负责人梁实秋在国立编译馆期间的翻译工作,有关文献表明,他不仅译有部分莎士比亚戏剧,还至少翻译并出版过以下图书:《咆哮山庄》、《西塞罗文录》(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织工马南传》(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和《吉尔菲先生的情史》(重庆黄河书局,1945)。看得出,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所译几为文艺名着,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在当时并未出版,它们是否也进入了相关统计数据,亦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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