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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中外科技交流_抗战时期重庆翻译研究

    自近代以来,我国与各国的文化交流渐次增加,而留学生的派遣是有关文化交流的重要体现。我国政府正式派遣留学生始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当年选派了一批幼童赴美留学。之后,留学人数渐增,到1905年前后,仅留日学生便达15000人之众。辛亥革命以后,每年出国留学人数仍有增无减。不过,由于缺乏经验和管理,一段时间里,我国的留学情况显得比较混乱甚至无序。20世纪30年代以后,国民政府加强了对留学工作的管理与统制,有关情况遂逐步得以改观。

    抗日战争爆发后,时局骤变,为因应形势,教育部对留学生的管理进行了及时调整,于1938年6月和1943年10月分别颁布了《限制留学生暂行办法》和《国外留学自费生派遣办法》。有关规定的出台使得留学随着国内政治、经济、军事等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但在学习科目上却比较专一,即以自然科学为主。八年抗战中,教育部共派遣公费、自费留学生1566人,其中,攻读理工医农等自然科学专业者达1055人,约占总数的67.4%。如果再加上其他渠道外派人员,如军事委员会下相关部门所派各兵种留学生,整个抗战期间,我国外派留学人员不下2000人。

    抗战期间外派留学生,是国民政府试图实现孙中山“迎头赶上世界文化”之遗愿而采取的措施,此举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既缓解了战时科技人才奇缺的矛盾,也为战后恢复和发展经济奠定了可贵的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派出的好多留学生后来都成了国家的栋梁,以抗战期间(包括稍前稍后)派至英国学习的人员为例,日后(1955年、1957年、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者即有不少,不妨将有关情况表列如下:

    表4 中科院学部委员抗战时期留英情况一览

    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除了派遣留学生,还曾外派实习生。外派实习生对象为有关研究机构或厂矿企业的科技和生产骨干,出国前已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基础和研究能力。实习期一般为1~2年,最长不超过3年。据统计,抗战期间,政府公派实习生3000余人,其中,绝大多数被派赴美国,规模最大的一批是1944年度根据租界法案而赴美实习者,共有1200人。实习生的派遣不失为培养科技人才的新途径,外派人员回国后,大多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直到解放后,他们仍在国家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外请专家

    抗战期间,为了发展生产并增强科技力量,我国在主要依靠自身力量的同时,也积极引进外籍专家。当时,驻陪都各部、署、委均制定了外籍人员聘任办法。其特点如下:一是确保所聘专家具有专门技术或知识;二是注重技术引进与人才培养相结合;三是保障本单位及本部门的自主与独立;四是严守机密。

    在向中国输出科技人才方面,美国可谓一马当先。仅1942年7月,美国便向中国军政、经济、教育、交通、农林各部及水利委员会和卫生署等部门派出专家学者30人,其专业背景涵盖了造纸、油矿、钢铁、家畜繁殖、有机化学、无线电话制造及配备、航空工程、畜牧学等。在就某种工艺提供技术咨询和指导方面,美国专家也当仁不让。

    到抗战后期,外国专家来华的目的有所改变,即主要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以寻求合作。根据有关文献,抗战后期来华来渝外籍专家甚多,考察范围主要包括钢铁、电力、水利、石油等行业,下面即以钢铁、电力等行业为例,对当时外来专家及相关工作简单列表如下:

    表5 抗战后期外籍专家来华考察举隅

    3.互设机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外科技、文化等交流日趋活跃,一些团体和机构应运而生,如中美文化协会、中英文化协会、中苏文化协会、中法比瑞文化协会、中印学会、世界学生会中国分会、世界学生服务社,等等。有关机构的设立,有力地促进了中外科学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在这方面,成绩最为显赫者当数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陪都建立的中英科学合作馆及资源委员会在美国纽约设立的该会驻美技术团,兹分别简介如后:

    中英科学合作馆。1942年秋,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关键阶段,英国政府决定派科学家和学者前往战时中国访问并提供支援。当时,英国学者中懂得中文者极少,初通中文并对东方文明有着强烈兴趣的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及牛津大学希腊文教授多兹(E. R. Dodds,中文名陶育礼)被选中。他俩受英国文化委员会和英国生产部等机构的资助,组成“英国文化科学赴中国使团”,代表皇家学会赴中国进行科学文化交流。1943年2月,李约瑟博士从印度的加尔各达飞越喜马拉雅山,经云南汀江抵达昆明,在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参观了一些学术单位,后来他又飞到重庆。经过一番考察,李博士感到自己在科学技术方面可以为中国同行提供一些帮助。他建议英国政府在重庆设立一个为中国科技界服务的机构,具体任务包括:保证中国和西方国家科技界的通讯、接触和交流;赠送英国出版的书刊图片、标本,代购仪器和药品;推荐中国优秀科研成果到欧美刊物发表;接受科学技术问题的咨询;资送或邀请中国学者赴英研究考察,延请英国专家来华讲学。李博士的上述建议得到英国驻华大使霍勒斯`西摩爵士(Sir Horace Seymour)的理解与支持,也得到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中国国防科学促进会的资助。1943年6月,英国政府批准李约瑟的有关建议,成立“中英科学合作馆”(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中英科学合作馆内设纯粹科学、工业科学、战时工业及医学4组,李约瑟自任馆长兼纯粹科学组组长,其余3组由其他英国科学家担任。至1945年,中英科学合作所共有6名英国科学家和10名中国科学家。中英科学合作馆在重庆的4年间,成为战时中英科技界密切联系的主要桥梁之一,也是当时中国中外科技界相互了解的重要窗口。据载,中英科学合作馆任务共13项,内容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以该馆名义通过英国文化委员会向中国科学界供应新刊图书,并从印度代购仪器和化学药剂;二是向世界各国介绍中国科学界的研究现状及研究成果。以上两项工作都完成得怎么样呢?据该馆1945年报告,1944年度该馆做了以下工作:参观我国科学机构(并作演讲)99处,赠送图书影片58卷,赠送书籍289本,交换书报论文98起,代购仪器77起。而在成立后的3年里,该馆传递了中国学者的论文138篇,其中,85%被西方国家有关刊物发表,分别涉及数学、化学、工程、药物、植物分类学等学科。李约瑟回国后,应有关友人的要求,将自己和夫人李大斐在中国3年多的活动记录,包括工作报告、日记、通讯、诗歌、摄影及为英国《自然》周刊所撰10篇短文,汇编为《科学前哨》(Science Outpost)一书,1948年在伦敦出版。这部书被中国人誉为“外国人替我们写的科学工作者战时在内地艰苦奋斗的第一部实录”。

    资委会驻美技术团。资源委员会成立于1935年,到1938年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数百家大中型企业、近30万员工的庞大机构。是年,其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资源委员会掌握着战时石油、金属矿开采和冶炼、钢铁、电力、煤、机械等可以决定工业发展命运的诸多重要行业。1944年,随着中美关系的日益密切及战后恢复经济的问题提上日程,资源委员会决定成立驻美技术团。驻美技术团地处纽约百老汇路111号5楼,由王守竞、孙振分任正、副主任。驻美技术团的职责范围包括:工业建设计划的研究与修订,技术接洽,器材供应及人才培训。驻美团从成立到抗战结束的1年多时间里,除从事对美特种矿贸易及器材供应外,在科技交流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在人才培养上,1942年至1945年期间,资源委员会便先后派遣中高级技术与管理人员共3批429人,此外,还曾多次组织技术考察团赴美考察。又比如,通过与美国公司签定合同等形式,进而寻求技术合作。通过与美国科技界进行较为广泛的接触,资源委员会驻美技术团为大后方的经济建设提供了信息,培训了人才,还引进了急需的技术。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民间研究机构在中外科技交流方面也曾发挥积极作用。例如,自成立以来,西部科学院便一直有着国际交往:曾帮助国外学术团体、专家和学者在四川进行标本采集工作;曾与德国伯纳士图书馆、俄国博物馆等交换标本;曾邀请德国昆虫学家普德利和植物学者康成德担任特约研究员;曾向美国哈佛大学及威斯康星大学赠送标本,得两所大学回赠图书。1939年12月,西部科学院还接待了缅甸访华团长宇巴雀。

    4.科技交流

    1943年7月1日,《中央日报》记者采访刚抵重庆不久的李约瑟,当问及“对战时中国科学之印象如何”时,李氏答道:“中国科学家在战时最乡僻而毫无科学便利的地方,从事实验室的建造与工作,表现了坚毅与英勇的决心,时时使余惊讶。假设英国的科学家亦不得不在苏格兰最荒野地方去建造他们的科学,以打败轴心的暴虐,他们能否做得一样好,吾诚无把握。”这句话虽是针对战时中国科学家而说的,字里行间实际对中国抗战时期的科技工作也进行了肯定。当时,在那么一种非常环境下,我国的科技工作还能取得不错的成绩,原因固然很多,但与我们重视对外科技交流并积极“拿来”和消化他人的先进成果相信不无关系。

    无论是了解其他国家科学发展状况,还是了解同领域内学术研究动态,及时获取相关信息和资料皆至关重要。因此,在抗战时期的有关交流中,图书资料是交流或交换的一个重点。1938年冬,国民政府组织了战时征集图书委员会,向英美征集大学用书。1942年自英国募到图书60余箱,由教育部分发各专科以上学校。美国国务院科学教育艺术局曾将60余种有关科学技术之新刊物,按月制成缩小图书影片,连同放映机运到重庆。据1945年4月统计,每月运到的图书影片约为10万余页。这些资料均由当时设在重庆两浮路的中央图书馆收藏。一些科研机构和科技团体也设法从各种渠道获得国外科技情报。1945年5月,中英科学合作馆向中央工业实验所赠送科学书籍多种。1946年初,资源委员会从美国弄到西文新书28箱,共计2809册,包括经济、化工、电工、机械、矿学等类。在战时图书交流方面,引进的多是自然科学技术资料,我们向外输出的则主要是中国文化艺术类书籍。

    在抗战时期,中外除了在图书情报资料等方面互通有无,也颇重视学界的你来我往。以农业领域为例,从抗战爆发到1943年前,我国该领域的专家及学者以个人名义赴美、英、印、缅等国从事考察、研究、讲学者约20人次。1943年以后,国际交流更为频繁,我国先后组织代表团赴印、缅、美等国考察农业,其中,1943年4月~5月间,更有10名着名科学家组团参加联合国粮食农业大会并顺便考察美国的有关农业部门,后带回美国小麦良种205种、燕麦43种,在北碚、兰州等地试种,“其结果颇有良好者”。抗战后期,农业科技界的国际交往与合作开始复苏,此一时期,我国不时邀请外国专家前来指导或考察,来华协助我国农业研究开发和规划的英美专家包括罗德明、戴夏司图、曾森等,来华农业考察团则分别来自印度和缅甸等。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及育种专家华莱士访华时“带来水土保持仪全副、农林与牧草种子60余种及各种农村书籍数十种”,我方回赠“最优良之稻种40余种,麦种20余种”以及华南玉米良种等。

    中国学者出访、讲学,向世界各国宣传中国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深他国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抗战时期重庆的科学技术》一书中附有一份“1943年教授出国名单”。从该文献来看,出国教授主要来自国内名牌大学和着名科研机构,外出讲学者多为研究中国文化、历史、哲学等社会科学工作者,赴外研究和考察者则以自然科学及国防科学为主。不难看出,中国在相关交流中一直避己之短而又学人之长。

    表6 1943年教授出国名单(选录)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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