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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科研机构及科技团体_抗战时期重庆翻译研究

    抗日战争之前,重庆的科学研究机构并不多,基础也不好。1937年10月29日,在凇沪抗战进入危急之时,国民政府召开国防最高会议,正式决定国民政府西迁重庆。11月20日,《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发布,以“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随着国民政府的西迁,一场规模宏大而颇为壮观的西迁运动接踵而至。在这浩浩荡荡的西迁单位之中,科研机构为数不少,主要有中央研究院、中央工业实验所、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国地理研究所、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经济部矿冶研究所等。加上原有的重庆西部科学院,以及战时新成立的中央林业实验所等,至1945年,重庆的独立科研机构(不含院校及企业所办)达20余个。下面拟介绍其中些许,重点介绍代表当时全国科研水平的中央研究院及具有地方特色的西部科学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8年6月。根据《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国立中央研究院直隶于国民政府,是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其任务是:(一)从事科学研究;(二)指导联络奖励学术之研究;(三)受国民政府之委托,从事学术研究;(四)受考试院之委托,审查关于考试及任用人员的着作或发明事项等。截至1928年6月成立时,中央研究院共有13个研究所,其中,数学研究所、天文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地质研究所、气象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研究所设于南京,化学研究所、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医学研究所、工程研究所、心理研究所设在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研究院陆续西迁。“除气象研究所迁至汉口外,其余各所均迁至湖南长沙及衡阳之南岳。继又将动植物、社会、心理三研究所迁至广西阳朔;地质、物理两研究所迁至桂林;历史语言、化学、天文、工程四研究所迁至昆明。”中央研究院中,最先迁入重庆的是气象研究所,具体时间为1938年1月中旬。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于1937年11月迁至长沙圣经书院,1938年2月迁至重庆。1940年12月,动植物研究所自阳朔迁至重庆北碚。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桂林失陷,原来迁至该处的动物、心理、地质三研究所也迁至重庆。至抗战胜利之时,中央研究院各单位分设于重庆、四川南溪县李庄及昆明等地区,其中,设于重庆的计有总办事处、地质研究所、医学研究所筹备处、心理研究所、物理研究所、气象研究所、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等8个单位。1939年3月中旬,中央研究院在完成西迁任务之后,在昆明举行了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一届第四次年会。会上,院长蔡元培对西迁工作有这么一段总结:“本院自分别迁至重庆、桂林、昆明以后,仪器图书之遗失固所难免,房屋之借用与营建,水电之供给,仪器药品之补充均感困难,不能不认为学术界之一大损失。然人类历史本充满着打破困难的事实;于困难中觅得处理,正是科学家之任务。……吾人决不因迁地之故而自馁。”整个抗战期间,中央研究院的科学家们正是奉行这一指示以及“科学救国”之情感,克服种种困难进行工作,为抗战的胜利以及战时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由于战争加剧了国防与生产建设对科学技术的需求,战时中央研究员的科研工作以应用科学为主,但理论研究也取得较好成绩。据统计,在八年抗战中,地质研究所完成各种报告和论文120篇,动物研究所110篇,气象研究所105篇,化学研究所46篇,天文研究所18篇,尚在筹备中的数学研究所,到1945年也有74篇论文面世。“这些论文大都在国内外的一流杂志上发表,如中国的《地质评论》、《科学》,英国的《自然》、《科学》,美国的《天体物理》等。”对于中央研究院,世人有评价如下:“8年抗战时期,中研院组织从小到大,人员由少至多,科学研究门类众多。从抗战爆发到1949年止,这一时期系中研院自成立以来的鼎盛时期。”

    中国西部科学研究院。着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1930年10月于重庆北碚创立,是民国时期我国为数不多的几家民营科研单位之一。卢氏成立中国西部科学院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强烈的爱国情感及对科学的深刻认识。据他人回忆,“五四”运动期间,卢作孚是四川地区“德”、“赛”二先生最热忱的倡导者之一。20世纪末期,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北平静生生物研究所相继成立,西南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及中国现代科学研究的初步发展,使事业心极强的卢作孚认识到,要使北碚成为一个具有发达的科学文化事业的现代化城市并以此为基础向周边辐射,不得不首先创建科学院。为实现上述宏伟计划,卢氏等从舆论和实践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西部科学研究院成立后,卢作孚出任院长。西部科学院创立之宗旨为:“以不能忍耐之情绪,不计成败之意志,毅然作科学之研究,发地下之蕴藏,以求有助于国家。”在管理体制上,该院实行董事会下的院长负责制,其研究机关包括生物、地质、理化、社会科学、农林等5个研究所和博物馆——少年义勇队采集团。“科学院成立不几年抗日战争爆发,科学院各科研所为支持抗战作了大量的科研工作。”不仅如此,抗战爆发后,中国西部科学院为相关研究机构及人员的西迁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支持,被誉为“大后方科技事业发展的‘诺亚方舟’”。高孟先在其遗稿《卢作孚与北碚建设》中有如下记述:“抗战期间,国内公私学术机关迁来北碚者达二十余单位,多借用科学院房屋,利用其各种设备,以继续各自的研究工作。科学院予以最大协助,并与之密切合作……”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挽救和推动了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也因为此,“中国科学文化的国脉及精华得以保存并延续”,同时“为后来重庆、乃至全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于抗战急需各种工业用品,这直接导致了当时的科研工作重应用而轻理论。“抗日战争时期在科学技术领域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过分强调和全力发展应用科学,而忽视基础理论科学的研究。”基础理论科学研究被忽视的证据之一是相关研究机构甚少,主要是中央研究院下设的气象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地质研究所等。相反,对于应用科学研究,政府对其则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甚至“不惜用大量金钱”而“增添若干新机关”。说到国民政府对应用科研的重视,这从相关研究机构的名称中即可见一斑,比如,当时的“实验”或“试验”机构便很多,计有:中央林业实验所、中央水利实验处、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畜牧实验所、中央卫生实验院、材料实验处、中央工业试验所、四川省园艺试验场。如许实验及试验机构的诞生当是时代的产物。中国近代工业发端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虽有一些进步,总体上却还十分落后,标志之一是专门的工业研究和试验机构屈指可数。为改变此一状况,1928年,时任国民政府工商部长的孔祥熙书呈国民政府,请设全国性工业试验机构,他痛切地说道:“窃维工业之振兴,必本于科学,而科学之昌明,尤资于试验,是以世界各国,对于工业如何改良,商品之如何鉴定,标准之如何规定,以及制造方法之如何检验,盖无一不以科学为基础,更无一不以试验为依据。”这之后,中央工业试验所得以成立,其他实验和试验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中央工业试验所。成立于1930年7月,原属实业部,后改属实业部改组成立的经济部。1937年11月西迁重庆,办事处设于城内南区马路,并于北碚新建办公大楼。1940年6月因办公大楼被日本飞机炸毁,14个实验实中有7个迁至磐溪。1946年大部迁回南京。中央工业试验所由17个分室组成,主要包括化学分析室、酿造试验室、纤维试验室、电气试验室、机械设计室、油脂试验室、胶体试验室、制糖试验室、烟碱试验室、木材试验室、纯粹化学药品试验室、窖业试验室、纺织染试验室、材料试验室、动力试验室。中央工业试验所分工细致,专业化程度高,试验领域广,其在抗战期间所取科研成果和科技进步巨大,从1937年至1941年初,该所即完成179个专项工业科技项目的研究与试验。到1943年,该所研究人员共发表300余篇论文和调查试验报告。

    中央农业实验所。1932年创建于南京孝陵卫,先后隶属于实业部、经济部、农林部,原称“中央农业研究所”,后采纳戴季陶的建议,即:“注重‘实用’的试验而不仅是理论的研究,故定名为中央农业实验所。”该所下设动物生产、植物生产及农业经济三科,主要任务如下:开展农艺、园艺、蚕桑、农业经济、农产品分级检验,运销制度的调查研究,种子、果苗、肥料、农具及病虫防治材料的改良和推广,农业技术人才的训练。抗战爆发后几经迁徙,1938年2月迁至重庆北碚。中央农业实验所本为“我国农业研究的总枢纽”,可在战争时期,图书资料缺乏,仪器设备不全,技术人员分散,高深的学术研究几不可能,工作重心遂转向推广,但该所在战前10年所获研究成果和技术经验已然瞩目,1944年6月22日,美国副总统及农业育种专家华莱士参观了中央农业实验所,对我国在农作物品种改良等方面所获成就“颇为惊异赞美”。

    中央水利实验处。原名水工试验所,1937年11月迁至重庆,隶属于国民政府经济部,1942年1月改名中央水利实验处。从事水工、土木及其有关一切水利基本设施的试验与水文测验。迁渝期间与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等高等院校合作,进行水工模型试验、水利土木工程技术研究等多项实验研究工作,并指导各校学生水工实习。1946年迁回南京。

    中央林业实验所。1941年7月成立于重庆歌乐山,隶属于国民政府农林部,所长韩安。下设造林研究组、林产利用组、调查推广组。除研究和调查相关项目外,兼培养林业技术人才。该所还与省教育学院协商,合办歌乐山国有森林,学生实习在中央林业试验所指导下进行。

    中央卫生实验院。直属于中央卫生署,是抗战时期最高卫生科研机构,设于重庆歌乐山。院内设有流行病组、营养组、卫生工程组、化学药物组、寄生虫组、妇幼卫生组等8组。世界着名学者李约瑟评价该院时称:“所有这些科室都正在进行一流的研究。”

    材料实验处。其前身为战前的百水精密研究所,筹设于1934年冬,所址在南京中山门外百水桥。下设精密测量、材料试验、样板制造3处,主要从事划一兵工标准和统一武器制式的研究。抗战爆发后,迁移至重庆,先后驻机房街和磁器口。1938年7月改组后,仅存材料实验处,职能为统一和检验各兵工厂生产原料,并对进口材料进行试验与研究,以寻觅国产代替品。

    国民政府对应用科学研究的重视还体现在大量设置军事研究机构上,如弹道研究所、军政部油料研究所、军政部陆军制药研究所、晓庄(兵役)研究所、兵器陈列所、军用特种车辆零件试造研究所。限于篇幅及其他原因,此不赘述。

    2.主要科技团体

    近代科学技术学会及社团的创立是近代科学和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中国,直到19世纪末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才深感当今之时代,非科学竞争不足以图存,非合群探讨无以致学术进步。进入20世纪后,大批留学生在西方直接接受教育,他们不仅学到了近代科学技术知识,掌握了发展近代科学技术的方法,而且把发展近代科技社团的思想引入到中国。从1910年的中西医学研究会起,至1947年的中国解剖学会为止,几乎每年都有新的科技学会成立。

    前文里曾提及科学化运动,有论者指出,1932年11月4日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在南京的成立乃科学化运动正式开始的标志。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对科学的宣传主要在于转变人民的思想观念,唤起国民意识觉醒的启蒙作用,那么,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则更注重于基础科学、自然科学、实用技术和科学方法的研究与传播。该运动“以500万人受科学常识之直接宣传”为“最低要求”,出版了《科学的中国》半月刊,“编译了不少科普性小册子”。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的成立及其活动,对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我国有关科学技术构想及举措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迁入,重庆先后迁进和成立一批全国性的学会、协会和研究会,有的则成立了重庆支会或分会。据不完全统计,陪都时期,在渝自然科学学术团体达40余个,主要包括: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中国护士学会、中国化学学会、中国度量衡学会、中国测绘学会、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中国教育学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化学工程学会、中国农学会、中国气象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纺织学会、中国自然科学社、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中国科学社、中国农业推广协会、中国卫生教育社、中华医学会、中国矿冶工程协会、中国工程标准协会、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中华药学会、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中国发明协会、中国昆虫学会、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中国土壤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农具学会,等等。下面简要介绍其中少许:

    中国科学社。原名科学社,是由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的中国学生赵元任、任鸿隽、杨铨等在1915年发起成立的民间学术团体。成立于1915年,原设于南京,1928年定址上海,1939年5月迁重庆北碚,1959年停止活动。以“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具体任务包括:(1)发行杂志和刊物。(2)鼓励社员着译科学书籍。(3)编订各学科科学名词。(4)设立图书馆。(5)设立各科研究所。(6)设立博物馆。(7)举办学术讲演,普及科学知识。(8)组织科学考察团。(9)受公私机关的委托研究解决科学上的一切问题。学社办有《科学》杂志,以后又发行《科学画报》、《科学译丛》等。为便于国际交流,刊物多半用英文。学社刊行的学术专着叫《科学丛书》,较有影响的着作如赵元任的《中西星名考》、谢家荣的《地质学》、李俨的《中国数学史料》等。学社还刊行社员翻译的着作,如汪胡桢、顾世楫合译《水利工程学》,杨孝述译《电》等。学社认真经营图书馆。比如,1929年,在上海陕西南路兴建明复图书馆,馆内订有国外刊物140多种及国外学术团体所赠珍贵图书,到1949,图书馆已拥有外文杂志合订本7000多册。又比如,1936年,金叔初捐赠一生收藏的贝壳学图书,为“东亚最完善之贝壳学图书馆……凡英德法美比日各国之斯学杂志,皆灿然大备,卷序有长至数十年者,洵为现今不易搜罗之专门典籍”。中国科学社虽然是一个私人学术团体,但自成立以后即成为我国科学事业最权威的领导机构。

    中国化学会。1932年成立于南京。创始人为吴承洛、陈可忠、陈裕光、曾昭抡等。抗战爆发后,1938年迁抵重庆。宗旨为“联络国内外化学界同人共图化学在中国之发展及应用”。为促进化学研究并与国外化学家切磋学术,1933年,学会创办西文期刊《中国化学会会志》(后改名为《化学学报》),以英、德、法等国文字发表专载论文;为了促进化学教学及化学知识的传播,1934年创办中文期刊《化学》(后改名为《化学通报》);为了促进会员之间的交流与联络,又于1936年创办《化学通讯》。为了使各项工作顺利进行,学会创立并完善了各种领导机关,如理事会、基金委员会、国防化学委员会、会员委员会、募集基金委员会等。健全的体制使学会规模迅速扩大,1937年,会员达1277人,并在国内外建立分会12个;至1948年止,会员更达3000余人,团体会员150余个。

    中国物理学会。1933年成立于北平。其成立与法国物理学家郎之万(Langevin)密切相关。1931年冬,郎氏受国际联盟之委派来中国调查科学教学文化事业。在北平时,他受到物理学界欧美同学会的热情欢迎。当得知中国尚无物理学会时,便鼓励大家及时建立。郎氏的建议得到及时响应,1932年夏,国内物理学人七八十人在清华园召开了物理学会成立大会。中国物理学会以联络国内物理学者,促进物理学研究及教学为目的。学会的重要事项由理事会决定,历任理事长包括李书华、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等。学会先后成立4个委员会,即学报委员会、物理学教学委员会、物理名词审查委员会及应用物理学汇刊委员会。到1948年5月止,该会共有会员541人,几乎囊括了国内各大学及研究机构的物理学者。

    中国天文学会。1922年10月成立。高鲁为第一任会长,秦汾为副会长。旨在追求天文学之进步与普及。组织上设正、副会长各1人,评议员7人,书记员2人,会计员、庶务员各1人。由正、副会长及评议员组成评议会,讨论和决定会务。1929年,成立基金保管委员会、变星观测委员会。1930年又成立编辑委员会、天文名词编译委员会。到1943年,第19届天文学会年会时,评议会改称理事会,下设干事、各委员会及分会3部分。第一届理事会选理事9人,张钰哲为理事长,高鲁等3人为监事,监事会则与理事会并行。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政府设立大学院,下设观象台筹备委员会。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观象台筹备委员会的天文、气象两组分别改为天文研究所和气象研究所。中国近代天文事业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自1927年12月天文学会在南京举办第五届年会起,到1937年为止,年会皆在南京举办。1937年7月,中国天文学会正式参加国际天文联合会,并派代表出席在巴黎召开的第五届国际天文联合会大会。1937年9月,天文研究所在昆明凤凰山建临时所址。1946年5月,中国天文学会办事机构迁返南京。据陈遵妫的分析,所办事业计有6项:(1)编译天文图书。(2)编订天文名词。1931年成立天文名词编译委员会,1933年4月,通过天文名词1400余条。(3)观测变星。(4)联络研究。通过学会,联络一切海内外专攻天文的同仁,联络必须协力合作的天文研究工作;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如出席第二、三、五届国际天文协会大会,发起筹备日食观测等。(5)学术讲演。(6)奖励天文着作。

    中国地质学会。1922年2月成立于北京,前身为1909年在天津创立的中国地学会。章鸿钊任第一届学会会长,翁文灏、李四光任副会长。学会是在中国建立的最早的学术团体之一,发起人为26位中国着名地质学家及在华工作的外籍知名学者,包括章鸿钊、翁文灏、王烈、丁文江、李四光、葛利普(A. W. Grabau,美国)、安特生(J. G. Anderson,瑞典)、麦纳尔(L. Miner,女,美国)等。1938年9月从南京经长沙迁入重庆。在渝期间,活动频繁,主要有:1938年10月举行首次公开学术演讲,1939年~1945年间,先后召开年会5次(1944年除外)。每次年会皆有众多会员参加,提交及宣读论文者踊跃。

    中华医学会。1915年成立于上海。1940年3月重庆支会成立,王眉白担任主席,梁正伦出任副主席,后改为分会。1940年4月2日~5日,学会在昆明举行年会,到会300余人,美国卫生部派威廉斯(Dr. L. L. Williams)和布什(Dr. Hira M. J. Bush)参加,会议收到论文300余篇。1943年5月11日~15日,学会第十四届大会在渝召开,到会代表385人,来宾177人,收到论文172篇,提案45件,分学术讨论会、专题讨论会和代表会3种形式进行,成立了提案审查委员会和会章起草委员会,选举沈克非为理事长。学会设立理事、监事二会,相继成立了出版、英文杂志、中文杂志、医学研究、医学教育等11个委员会。

    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抗日民主运动中,自然科学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为进一步发挥自然科学的作用,科学家们要求组织起来,形成一支抗日民主的有生力量。1939年春,重庆大学、中央大学等一部分教授,在中共南方局的帮助下组织了“自然科学座谈会”,号召自然科学工作者团结起来,组织座谈,编辑《新华日报》自然科学副刊。1940年初,《新华日报》正式创办了《自然科学》副刊。为了团结更多的科学工作者,1944年底,座谈会拟订了《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缘起》,提出了中国科协的宗旨和任务。1945年7月1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重庆正式成立。协会的领导机构为理事会及监事会,第一届理事长为竺可桢,监事长为李四光,总干事为涂长望,负责组织工作的干事为谢立惠。协会成立后,在重庆出版《科学新闻》,由潘菽任主编,主要内容是宣传科学工作者要加强团结,争取民主,并广泛报导科技界的各种活动,以及国际上科学技术的新发明的动向,也时常举行座谈会、演讲会。协会继承和发扬了“五四运动”的民主、科学精神,促进了科学工作者之间的团结与交流,推动了相关学术活动。

    中国工程师学会。创始人詹天佑,肇始于民国元年(1912年)之中华工程师学会,是民国和抗战时期全国最大、最强的学术团体,有成员10000多人。1938年10月,中国工程师学会在重庆召开临时大会,决定将总会移至重庆,1946年迁回南京。学会出版《工程杂志》,曾在渝召开年会。1941年6月6日在渝开展纪念“六六”工程师节。1944年6月19日,重庆分会组织会员33人参观天府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3.部分科研人员

    抗战时期,随着众多科研机构和学术团体内迁重庆,不少科研人员和科技工作者也汇聚于此。有论者对相关资料进行过分析,发现后来成名成家者中有63位曾经在战时陪都的北碚工作或生活过,他们主要来自相关科研机构和团体,如中央研究院、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国西部科学院、中国地理研究所、中央农业试验所、中央林业实验所、中央工业试验所,等等。其中,来自中央研究院者最多,来自中央地质调查所者次之,二单位人数之和几近总人数的一半,有关简况如下表:

    表2 曾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或生活过的着名科学家

    表3 曾在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或生活过的着名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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