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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抗战翻译文化的界定_抗战时期重庆翻译研究

    三、重庆抗战翻译文化的界定

    要对本书研究的领域与时间进行界定有相当的难度。

    首先,对地域重庆的界定有如下几个困难:

    1)抗战时期人员流动频繁。抗战时期因种种原因翻译家千里迢迢迁徙到陪都,后因工作或生计又辗转其他省市,甚至留洋出国;

    2)出版发行机构不断迁徙,或因战时需要建立分社;

    3)刊物创刊快,消亡也快,刊物还不断改版、改名、合刊;

    4)一些翻译作品初版在一个地方,第2版、第3版又在另一个地方。

    要做到统计非常精显然相当困难。重庆作为地域概念应该合理地包括哪些翻译家、翻译作品或翻译活动?课题组曾多次向有关专家请教商讨,2013年10月19日至20日在四川外国语大学举办的中国翻译学学科建设高层论坛上,笔者又就相关问题请教过复旦大学的邹振环教授、香港理工大学朱志瑜教授、上海外语大学谢天振教授。我们对地域空间的界定相对比较模糊,界定的主要原则如下:

    1)翻译家战时曾经在重庆生活工作;或翻译作品主要在重庆完成;

    2)其翻译作品在战时重庆出版发行(包括再版);或在重庆的报刊杂志上发表;

    3)虽然翻译作品在其他地方发表,但有关作品的评介、讨论、批评文章发表于重庆;

    4)翻译作品在重庆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其次,重庆抗战翻译文化的时间界定,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视角会有所不同。苏光文认为,“战时‘重庆文化运动’兴起于1937年7月,结束于1946年5月”,其间近9年的时间,可大致分为“兴起期”、“深入发展期”、“新高涨期”和“尾声期”。他对重庆抗战文化时间的界定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重庆抗战翻译文化”是战时重庆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兴起发展基本与全国文化的走向平行。参照学界的时间划分与重庆抗战翻译文化的实际,笔者认为,“重庆抗战翻译文化”兴起于1937年7月,结束于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其间8年零9个月,经历了兴起、发展、繁荣和尾声4个阶段。

    1.兴起期

    重庆抗战翻译文化的兴起期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2月。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8月13日保卫上海的淞沪会战爆发,10月29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11月26日下午4时,林森率国府直辖人员抵达重庆。1938年12月9日,蒋介石等人抵达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随之迁到重庆。随后30余国的外交使团相继迁驻重庆。重庆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的中心,为重庆抗战翻译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历史机遇。就文学翻译而言,这一阶段发表翻译的期刊仅有3种,翻译着作为零。

    2.发展期

    重庆抗战翻译文化的发展期从1939年1月到1942年12月。随着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等一批文化机构与文化团体迁来重庆,一批文化刊物或复刊或创办于重庆,大批中外文化名人汇聚山城。1939年2月6日,“在渝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开辟对欧洲,北美洲、苏联东部、中国东北、日本和东南亚等地区的六套节目,使用英、德、法、荷、西班牙、俄、日、马来西亚、泰、缅甸等国语种和中国广州方言播音,每天播音10多小时”。到1942年8月1日,“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文化编译社在重庆正式成立,社内设编译、研究两组”;“陪都有书店180家,杂志141种,印刷厂所145家”。在这一阶段,在所统计的22种刊登翻译作品的期刊中,有5种发行;出版翻译文学着作54部,实现零的突破,占同期出版数量的12%。重要的译着有曹靖华等编译的《死敌》、张白山翻译的广播剧《卐字旗下》、胡仲持翻译的《愤怒的葡萄》、萧三翻译的《马门教授》、冯亦代翻译的《第五纵队》等。从此,重庆的翻译活动汇入全国抗战文化洪流,成为大后方翻译文化的中心。

    3.繁荣期

    重庆抗战翻译文化的繁荣期从1943年1月到1945年10月。随着大批高校、科研机构和出版发行机构迁渝,许多期刊也内迁到重庆或在重庆创刊,1943年3月到8月,重庆出版图书1674种,杂志534种,约占全国出版物的1/3。在此期间在所统计的22种期刊中,发行译文的期刊达18种(《抗战文艺》、《民族文学》、《青年文艺》、《群众》、《诗前哨》、《诗文学》、《时与潮文艺》、《天下文章》、《文哨》、《文艺先锋》、《文艺杂志》、《文阵新辑》、《希望》、《戏剧时代》、《戏剧月报》、《中原》、《微波》、《文学新报》)。在繁荣期,上述18种期刊中,重庆新创刊的期刊就达9种:《时与潮文艺》(1943年3月)、《天下文章》(1943年3月)、《民族文学》(1943年7月)、《戏剧时代》(1943年11月)、《微波》(1944年8月)、《文学新报》(1944年12月)、《希望》(1945年1月)、《诗文学》(1945年2月)、《文哨》(1945年5月),占统计期刊的50%。《青年文艺》也于1944年4月由桂林迁往重庆发行。繁荣期3年共出版译着209部,占全国出版量的45%;1944年竟高达54%。重要的译着包括徐霞村与高滔翻译的《白痴》、刘尊棋翻译的《月落》、高植翻译的《复活》、方重翻译的《屈罗勒斯与克丽西德》、赵萝蕤翻译的《死了的山村》、刘尊棋翻译的《天下一家》、冯亦代翻译的《蝴蝶与坦克》、曹禺翻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钟宪民翻译的《人间悲剧》、赵瑞蕻翻译的《红与黑》、袁水拍翻译的《我的心呀,在高原》、吕天石翻译的《黛丝姑娘》、侍桁翻译的《红字》、钟宪民翻译的《嘉丽妹妹》、李霁野翻译的《简爱》、冯亦代翻译的《守望莱茵河》等。重庆的文学翻译在数量、种类、质量和影响上都堪称全国之冠。

    4.尾声期

    尾声期从1945年11月到1946年5月,这是“重庆抗战翻译文化”的结束与总结阶段。有学者在分析重庆抗战文化的分期时称,“抗日战争虽然结束了,文协虽然易名了,但是国民政府还在重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中共中央南方局还在重庆,一些重大的文化论争还在进行,一批批抗战文艺作品还在问世。到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中国共产觉代表团移驻南京,大批文化人士离开重庆,贯穿抗战文艺运动始终的《抗战文艺》杂志终刊,重庆抗战文化运动才算是宣告结束。”因此,1945年11月到1946年5月,为战时“重庆文化运动”的结束与总结阶段。这种分析颇有道理。相应,重庆抗战翻译文化的尾声期与此吻合。在这一阶段,无论是译着或是发表译文的期刊,数量都急剧减少。发表译文的期刊只剩下《抗战文艺》、《时与潮文艺》、《文艺先锋》和《文讯》;出版译着回落到全国的6%。重要的译着有杨普稀的《蝴蝶梦》、郭有光的《震撼世界的十日》、董秋斯的《烟草路》。重庆作为战时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然而抗战时期重庆的翻译文化对重庆以后的发展仍然在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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