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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_抗战时期重庆翻译研究

    绪言

    一、重庆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

    有学者称,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重庆与北京、上海一样,都有过文化辉煌时期。北京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上海为‘左翼文化运动’策源地,重庆为抗战文化的中心文坛,三地都在不同时期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的进程与胜利起过重要作用”。抗战时期中国文化中心由东向西大迁徙,全国着名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的精英人物荟萃重庆,为重庆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重庆因此步入了“四千余年历史未曾有的最辉煌的时期,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精神堡垒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指挥中心”。重庆文化运动的蓬勃兴起和深入发展与中国抗战文化运动融汇,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化运动接轨,成为中国抗战文化的主要重镇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有力一翼。

    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在北平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对日抗战全面爆发。8月13日,保卫上海的淞沪会战爆发。10月29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重要讲话:“军事上最重要之点,不但胜利要有预定计划,即挫败亦要有预见的打算。不但胜利要立于主动地位,就是退却也要有主动地位。然后一时的挫折,不致有全盘溃退之虑,而可以把握最后的胜利。今天我们主动而退,将来可以主动而进。”10月30日,国民政府正式通过决议迁都重庆。11月1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指挥属下清点中华民国印信旗幡、重要文件、档案资料,装船待发。次日凌晨,国民政府主席的专轮“永绥号”载着主席林森和文官处、参军处、主计处全府员工及家属上千人,悄然离开南京。在轮船抵达武汉时,中央通讯社才公开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向全国军民和世界各国表明中国政府抗战到底的决心:


    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平津沦陷,战事蔓延。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之侵略,爰决定抗战自卫,全国民众敌忾同仇,全体将士忠勇奋发,被侵各省,均有极急剧之奋斗,极壮烈之牺牲。而淞沪一隅,抗战亘于三月。各地将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城壕堑,有死无退。暴日倾其海陆空军之力,连环攻击,阵地虽化煨烬,军心仍如金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而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迩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信义与世界和平计,皆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特此宣告,惟共勉之。


    11月26日下午4时,林森率国府直辖人员抵达重庆。重庆地方党政军当局及各界民众10余万人,齐集码头热烈欢迎。1938年12月9日,蒋介石等人抵达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随之迁到重庆。至此,重庆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战时首都,战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中心。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应各界民众和知名人士之请愿,颁令“明定重庆为陪都”,训词云:


    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伟,民物丰殷,而重庆绾毂西南,扼控江汉,尤为国家重镇。

    政府于抗战之始,首定大计,移驻办公。风雨绸缪,瞬经三载。川省人民,同仇乱忾,竭诚纾难,矢志不移,树抗战之基局,赞建国之大业。

    令行都形势,益臻巩固。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此后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恢宏建置,民意佥同。

    兹特明定重庆为陪都,着由行政院督饬主管机关,参酌西京之体制,妥筹久远之规模,借慰舆情,而彰懋典。


    1940年2月31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倡议成立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由蒋担任统帅,协调联合国家反法西斯军队在战区内的作战。1942年1月1日世界26个联合国家签署共同反法西斯的《联合国家宣言》:


    兹经英美两国参谋总长之建议,及向罗斯福总统与邱吉尔首相之条陈,并经荷兰政府与各有关自治领政府之同意,爰特宣布:在西南太平洋区设立一统一指挥系统,所有该区之海陆空军,悉由一最高统帅指挥作战……蒋介石上将已承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职,指挥现在及将来在该区作战之陆空军,所辖区域包括越南、泰国及将来可为同盟国所控制之区域在内。


    1月5日,蒋介石在重庆正式宣布就任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职。至此,重庆不仅是战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中心,而且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区的最高指挥中心。

    为了筹建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行营还着手兴建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最早称中央短波广播电台),并决定播音台建在重庆上清寺附近,收音台选在歇台子,发射台定在沙坪坝,动工兴建机房、厂房、职工宿舍,1937年5月开始装机、架设天线及播音电话专线,1938年11月竣工试播。中央广播电台于1938年3月10日在重庆上清寺附近的陶瓷学校侧屋内用先行运到的10千瓦中波机正式恢复播音;国际广播电台从1939年1月18日正式开始越洋广播。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苏、美、英、法等30多个国家的驻华使馆也先后迁至重庆。国外的新闻通讯社,如美国的美联社、英国的路透社、法国的法新社、前苏联的塔斯社等都派遣了记者常驻重庆。一些中外文化交流的团体,如中苏文化协会、中美文化协会、中英文化协会、中法比瑞同学会、东方文化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及其下属专门负责对外文化交流的机构——国际宣传委员会等,也迁到了重庆。一些外国文化名人,如美国的海明威、威尔基、斯坦贝克、斯诺、史沫特莱,英国的贝特兰、阿特丽,日本的鹿地亘,印度的泰戈尔等都曾到过重庆。重庆成为中国与外国文化交流的中心,是世界了解中国、中国了解世界的窗口。

    抗战期间,东部和沿海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由东向西转移;高校的西迁堪称伟大的历史壮举:


    濒临战争前沿的平、津、宁、沪、杭以及冀、鲁、晋、湘、鄂、粤、桂等省、市的高等院校,为了避免敌人毁灭我高等教育之前途,保存我民族教育之国脉,移迁西南大后方,坚持办学,继续培育我中华民族之精英。在迁徙过程中,学校师生员工受尽颠沛流离之苦。在驻足之后,新建校舍困难重重,或向所在地的学校洽商借用房屋:或以土坯为墙,茅草盖顶,作为课堂;或借用祠堂、庙宇,稍事修整即为校舍;或租赁民房作办公室和宿舍,因陋就简开学授课,尽最大努力使学校弦歌不辍。


    教育机构向重庆转移开始于“七七事变”之前。1935年12月17日,张伯苓决意在四川设校,并定址在沙坪坝。第二年张伯苓委派南开学校中学部主任喻传鉴入川计划设校事宜;4月底购妥沙坪坝校址,即动工兴建校舍,8月底9月初招生开学,初名南渝中学,张伯苓在渝设校之举开启了东部文化源地向西部大转移的先河。后南开的中学部从天津迁至重庆,并入重庆南渝中学,南渝中学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

    中央大学迁校重庆更堪称战时文化西迁的“得意之笔”。罗家伦校长未雨绸缪,1937年7月便向蒋介石建议学校西迁,并做好图书设备的装箱准备,限令全校师生8月底以前返校,启程西迁。当9月23日中央大学接到教育部批准迁校的命令,学校里的工作人员和教授们即在校长罗家伦的亲自指挥下,紧张而有序地将图书仪器箱搬运到指定地点,由卢作孚民生公司轮船西运重庆。到10月中旬,中央大学的师生及图书设备陆续抵达重庆。

    据国民政府1939年的统计,抗战爆发前全国共有专科以上高等学校108所,抗战爆发后被迫迁移至后方者达52所。另据1946年11月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届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提供的《1937年以来之中国教育》统计,战前108校因校址被占领或轰炸而迁校或停顿的共94所。与中央大学相比,一些大学的迁移则困难重重,在短短的几年中,校址一迁再迁,师生颠沛流离,图书资料设备损失惨重。浙江大学1937年11月迁浙西建德,年底迁赣中吉安,三迁赣南泰和,1938年7月迁桂北宜山,1939年7月迁黔北遵义。中山大学1938年10月迁粤西罗定,后迁云南澄江,1940年4月迁粤北坪石镇,1944年秋迁粤北连县,五迁粤北仁化,六迁粤东兴宁,七迁粤东梅县。河南大学文、理学院迁河南鸡公山,农学院迁镇平,1938年8月均集中镇平,1939年迁豫嵩县,1942年改为国立,1944年迁豫西淅川,1945年迁陕西宝鸡。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的西迁也是如此。杭州艺专首迁浙中诸暨,二迁赣东贵溪,三迁湘西沅陵,与北平艺专合并;1938年迁昆明,1939年迁滇中呈贡,1941年迁四川璧山,1943年迁重庆。

    抗战期间,科教文卫西迁的组织机构,大多以重庆为首选目的地。迁入重庆以后,这些文化科学机构明显地分成3类布局:一是新闻性特强的报刊媒体,如《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时事新报》、中央通讯社等等,集中在重庆繁华的城区;二是内迁高校和医药卫生机构,如中央大学、中央工业专科职业学校、国立药学专科学校、中央医院、上海医学院、陆军大学等等,集中在重庆西郊的沙坪坝和歌乐山,原有的重庆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和南开中学为内迁学校提供了办学条件。据统计,“从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东部地区……内迁的占38所,统占当时全国大专院校总数的1/3左右”,加上重庆本地的大学总数超过40所。三是科研机构,如中央研究院的自然科学类研究所,其半数集中到北碚的西部科学院。

    文化中心的大迁徙使大批政治文化精英汇聚重庆。有以黄炎培为代表的中华职业教育派,有以晏阳初为代表的中华平民教育派,有以陶行知为代表的生活教育派,也有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以及以章士钊、董时进为代表的“以农立国”派。有接受西方现代教育、更倾向于西方化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以30年代出现的《现代评论》和《独立评论》杂志为中心聚集的知识精英,如胡适、蒋梦麟、梁实秋、蒋廷黻、陶希圣,也有以创办新闻媒体或以组织救国会而闻名全国的知名人士,如邹韬奋、章伯钧、罗隆基、王造时、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史良、李公朴等等。

    随着国民政府西迁以及重庆被定为中国战时首都,在重庆的新闻出版业迅速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一大批有全国影响的报刊先后迁渝。《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抗战文艺》、《文艺阵地》、《七月》等先后迁渝发行出版。据不完全统计,八年抗战中先后在重庆出版的报纸有133种,杂志有604种(一说900种以上),先后设立的通讯社有36家,居全国首位。在图书出版界,国内最着名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正中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七联处”、中外出版社、良友图书公司、群益出版社等,都集中在陪都。在抗战八年中,据统计,经国民政府图书审查处注册行文审批的重庆出版发行机构达404家,为全国之冠。在1938年1月至1940年2月的3年间,在渝的中华书局出书282种,中国文化服务社出书28种,世界书局出书22种,正中书局出书263种。又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出版事业处的统计,仅1941年度,国民党中央所属的6家书店印书305种,其中正中书局100种,青年书店53种,独立出版社51种,中国文化服务社49种,国民出版社48种,拔提书店4种。据1943年10月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负责人称:1943年3月到8月,重庆出版图书1674种;杂志534种,均占全国出版物的1/3。1944年,在重庆文化趋于衰落的情况下,出版的各种图书仍多达1450种,平均每月为120种。出版书刊的单位共有644家,出书8000余种,出期刊近2000种。着名的作家和文化名人也先后汇聚山城。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冰心、丰子恺、曹禺、田汉、洪深、夏衍、阳翰笙、宋之的、吴祖光、陈白尘、艾青、臧克家、胡风、艾芜、沙汀、吴组缃、姚雪垠、张天翼、张恨水、以群、靳以、杨朔、邵荃麟、梁实秋、王平陵、陈西滢、戈宝权、焦菊隐、马耳等都来到重庆,为重庆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和翻译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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